1. 引言

整合威胁模型把群际威胁分为了四种类型：现实威胁、象征威胁、消极刻板印象和群际焦虑，Stephen等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象征威胁和现实威胁是群际威胁的两大基本类型，依据此理论本研究也将群际威胁分为现实威胁和象征威胁两种。现有群体的成员身份塑造了我们的社会认知和行为，群体的文化、宗教、生活习惯等对群体内成员产生了潜移默化的长期影响，临时的群体划分也会一定程度上改变成员的行为倾向(Otten, 2016)。处于复杂的社会中每个人拥有着多元丰富的群体身份，归属于多样的社会群体，而群际威胁广泛地存在于各类社会群体之间，对群体和群体内成员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幸灾乐祸是从他人痛苦中获得快乐的情绪，可以为个体带来满足感，削弱个体的不安全感，减轻负面基本情绪(Sawada et al., 2012)，保护自己以及个体所在群体的自尊心，提升自我评价(张衍，王俊秀，席居哲，2021)，从个体层面来讲是积极有益的。但是从社会层面出发，幸灾乐祸对于群际关系可能是破坏性的，因为幸灾乐祸对于个体的“幸”是对抗式地建立在其他个体或群体的不幸基础之上。目前对于群际威胁对幸灾乐祸具体影响的实证研究较少。

根据现有研究，消极负性情绪会引起幸灾乐祸，而群际威胁会唤起个体的很多负性基本情绪，厌恶和憎恨类情绪能预测随后的幸灾乐祸(Feather & Naim, 2005; Feather & Sherman, 2002; Leach & Spears, 2008)，据此推测群际威胁可能会增强幸灾乐祸；此外群际威胁可能会导致内群体成员对外群体的偏见，产生对外群体的负面评价，当外群体发生不幸时可能更倾向于外群体或外群体成员应对此负责，个体更倾向于认为不幸是外群体或外群体成员应得的，从而更加幸灾乐祸(Feather et al., 2013)；更具竞争性的个体更容易产生幸灾乐祸(Hass, Moloney, & Chambliss, 2016)，而群际威胁常常是由于竞争导致。

根据社会认同理论，内群体认同也与群际关系相关，群体态度和行为的基础来自个体对群体的认同，例如，群体认同越强的个体，就可能越排斥外群体，进而导致与外群体的关系更差；而群体认同较低的个体，可能与外群体关系良好，甚至可能不认同内群体(Jetten et al., 2020)。幸灾乐祸相关研究也发现，群体认同越高的个体，当外群体或者外群体成员遭遇不幸时，更容易幸灾乐祸。李龙威(2016)研究认为，群体认同会强化被试对群体得失的感知，面对群际威胁，群体认同会影响内群体成员维护内群体利益的行为。

探究群际威胁对幸灾乐祸的影响机制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探究群际威胁(包括现实威胁和象征威胁)对幸灾乐祸的影响，以及群体认同在其中的作用。并假设无论处于现实威胁或象征威胁情境下的被试与控制条件下被试的幸灾乐祸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群体认同起调节作用。本研究拟通过自我报告法，探讨自然群体竞争情境下(中日)，内群体成员(中国)在感受到群际威胁后，对幸灾乐祸的影响。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被试

163名被试参与实验一(23名男性，140名女性)，年龄在17~28岁之间(M = 20.70, SD = 1.99)。所有的被试都是在校大学生，通过线下进行招募，中国公民，右利手，无精神或神经遗传病史，均未曾参与过类似实验。

2.2. 研究设计

釆用单因素被试间设计，自变量为群际威胁，包括三个水平，分别是现实威胁，象征威胁和控制组；因变量为幸灾乐祸。

2.3. 研究材料

2.3.1. 群体认同问卷

群体认同测量问卷翻译改编自Hogg等人2007年的研究中所采用的英文版问卷(Hogg, Sherman, Dierselhuis, Maitner, & Moffitt, 2007)，共包含8个项目，被试需要在7点量表上评价关于中国认同感的陈述(1为完全不同意，7为完全同意)，例如：“我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中国的一份子”，“当我的国家被他人批判时，我会力挺我的国家”。α = 0.86。被试通过键盘输入相应的数字来表达自己对该项目的同意程度，分值越高表示个体对该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所有项目通过EPrime随机呈现，作答无时间限制。

2.3.2. 群际威胁操作材料

现实威胁组：该组被试阅读一篇为引发对于日本现实威胁的文字材料，其文章标题为：“日本抢占钓鱼岛实力远超中国”；文章大意为当前日本抢占钓鱼岛实力大于中国，并且提供了丰富具体的数据来标示日本的海上军事实力远远高于中国。

象征威胁组：该组被试阅读一篇为引发对于日本象征威胁的文字材料，其被试阅读的文章标题为：“日本比中国更能代表东亚文化”；文章大意为当前日本的全球文化影响力远超中国，并且提供了丰富具体的数据来标示日本文化在全球的喜好度，熟悉度，认知度高于中国。

控制组：该组被试阅读一篇中性科普短文，其文章标题为：“短吻鳄用木棍作为诱饵来捕食”。

为了控制额外变量对实验研究的影响，三组材料的字数(均为300个汉字左右)、字体、图片等格式都进行了统一。

2.3.3. 群际威胁操作检验材料

本研究的群际威胁操作检验包括两个部分，在被试完成材料阅读后首先进行的是对威胁感的直接测量，具体问题如下：“阅读完上述材料后，您是否感受到日本对中国的威胁，请您用0~6为量尺如实进行评价。”采用7点计分(0代表完全不会有威胁，6代表强烈的威胁)，被试通过键盘输入数字作答。完成作答后评估被试的情绪状态，研究表明(Wilson & Hugenberg, 2010)，威胁、担心、生气、害怕、愤怒、焦虑这六种情绪与威胁感密切相关，通过测量这六种与威胁感相关的情绪词进行补充操作检验，采用7点计分，具体题目如下：“下面是一组与情绪有关的词汇，请以此评价您刚刚在阅读呈现的材料过程中您自身的感受。”(0代表完全没有，6代表十分强烈)分数越高表示该情绪的感知程度越高。为了隐藏该测量的目的，与威胁相关的情绪项目和其他14个情绪词混合在一起，并通过EPrime随机呈现。被试通过键盘输入数字作答。

2.3.4. 幸灾乐祸测量材料

本实验的幸灾乐祸范式改编自Huiyan Lin (Lin & Liang, 2021)的任务变式。被试被告知他们将与3个匿名的日本留学生在线上共同玩一个货币游戏，因此，被试和玩家看不到对方。事实上，并没有其他玩家，实验中所有玩家的选择都是通过实验随机化预先确定的。被试被告知所获报酬为基础报酬 ± 获得或损失的总货币数 × 10%。每个trail以显示1000 ms的“玩家更换中”开始，这表示电脑将按随机顺序从三名日本留学生中选择一名进行下一次游戏试验。参与者并不知道会选择哪个玩家。

每个trail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的目的是进行货币游戏，第二部分目的测量评估被试的幸灾乐祸。被试会看到两个白色的盒子，一个在屏幕中央的左边，另一个在右边。被试被告知每个盒子里有1或10个代币，他们会根据自己的选择获得或失去那个数量的钱。被试被告知，这是一场关于运气的游戏，在盒子的位置和钱的数量之间没有关联。他们被要求分别用左手的食指或右手食指按下F或J键来选择两个盒子中的一个。响应没有时间限制。随后，呈现一个随机0到2000 ms (M = 1000 ms)的空白屏幕，被试被告知，空白屏幕的呈现表明他们正在等待另外一位玩家的回应。这种操纵让被试相信他们是在与真实的人进行游戏。然后，参与者和玩家的结果分别显示在屏幕中心的左右两侧，持续1500 ms。所提供的数字表示得失的数额。数字左侧的符号“+”和“−”分别表示货币损益。然后，参与者被要求用右手按下键盘上的数字，评估他们看到结果时的愉悦程度(1 = 非常低，9 = 非常高)，测量愉悦程度而不是直接测量幸灾乐祸是为了减少社会赞许性的影响。被试的货币游戏结果实际上是通过实验随机化预先确定的，游戏共有16种结果组合(如表1所示)，基于之前的研究(Lin & Liang, 2021)，本研究通过不幸运和幸运的实验结果组合测量幸灾乐祸，其他组合用于填充项进行实验。幸运和不幸运的trails每个呈现20次，共有80个trails，填充项每个随机呈现4到12次，填充项共计84个trails，每个被试先进行8个练习trails，让被试熟悉实验程序，随后进行164个正式trail，中间设置两次休息，休息的持续时间由被试自己进行控制。

2.4. 研究程序

被试到达实验室后在主试的指导下开始实验，被试被告知本次实验的操作方法均将由电脑屏幕来呈现，要求被试仔细阅读屏幕显示的指导语并按提示进行操作，主试在确认被试没有无疑问后，离开实验室隔间，请被试单独完成该次实验(过程见图1)。

(1) 被试填写相关人口学信息，包括性别、年龄等。

(2) 完成群体认同测量，被试完成问题随机顺序呈现的对于中国认同感的测量问卷。

(3) 群际威胁操作及其操作检验，根据随机分组结果被试阅读相应文字材料，阅读后完成对于日本的威胁感测量和情绪测量，被试评估了其在阅读完材料后对外群体(日本)的威胁感知。

(4) 幸灾乐祸测量。

实验完成，向被试简要介绍实验，发放被试酬劳并表达感谢。

3. 研究结果

3.1. 群际威胁操作检验

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威胁感主效应显著F(2,160) = 13.61，p < 0.001， ${\eta }_p^2$ = 0.15，采用Tukey-HSD的方法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发现，现实威胁组(N = 54, M = 4.59, SD = 1.78)和象征威胁组(N = 54, M = 4.44, SD = 1.70)相对于控制组(N = 55, M = 3.15, SD = 1.27)均产生了显著的威胁感，现实威胁组和象征威胁组之间威胁感没有显著差异(p = 0.88)。对与威胁相关的威胁、担心、生气、害怕、愤怒、焦虑这六种情绪词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表2为被试在六种群际威胁引发的消极情绪上的得分差异分析，六种情绪均显示现实威胁组象征威胁组与控制组差异显著，其中害怕在p < 0.05水平显著，威胁、担心、生气、愤怒、焦虑五种情绪在p < 0.001水平显著。这些结果表明本实验群际威胁操作成功。

3.2. 群际威胁对幸灾乐祸的影响

以群际威胁为自变量(现实威胁组 = 1，象征威胁组 = 2，控制组 = 3)，幸灾乐祸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如图2，发现威胁的主效应显著，F(2,160) = 15.72，p < 0.001， ${\eta }_p^2$ = 0.16，现实威胁组(M = 5.70, SD = 1.77)的幸灾乐祸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M = 3.84, SD = 1.70)；象征威胁组(M = 5.13, SD = 1.86)的幸灾乐祸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

对不同性别被试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两性的幸灾乐祸水平，结果表明，男性为4.34 ± 1.33，女性为4.97 ± 2.00，T = 1.47，p = 0.14，p > 0.05，说明性别这一人口学变量在幸灾乐祸水平上无显著差异，后续不再分析性别差异。

3.3. 群体认同的调节作用分析

以控制组为参照，建立哑变量X1 (现实威胁组)和X2哑变量(象征威胁组)，计算现实威胁组和象征威胁组对幸灾乐祸水平的效应，通过Mplus7.3计算，结果表明，现实威胁对幸灾乐祸水平的效应显著(B = 1.86, p < 0.05)，象征威胁对幸灾乐祸水平的效应显著(B = 1.29, p < 0.05)，这说明，相对于控制组而言，现实威胁组的幸灾乐祸水平更高，数值相差1.86；其次象征威胁组的幸灾乐祸水平与控制组相差1.29的水平(见表3)。

在上述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调节变量群体认同。在通过Mplus7.3运算后，结果表明：(见图3)群体认同对幸灾乐祸的效应显著(B = 0.22, p < 0.05)。结合现实威胁的调节效应图和象征威胁的调节效应图来看，高低认同两条边在延长线上相交，因而可认为群体认同对路径“现实威胁–幸灾乐祸”和“象征威胁–幸灾乐祸”有调节效应。

进一步进行简单效应分析，比较在不同群体认同情况下，现实威胁对幸灾乐祸的效应，结果表明，在高群体认同情况下，现实威胁对幸灾乐祸的效应为3.06，置信区间不包含0，效应显著；而在低群体认同下，效应则下降至0.68，置信区间包含0，效应不显著(见图4)。

进一步进行简单效应分析，比较在不同群体认同情况下，象征威胁对幸灾乐祸的效应，结果表明，在高群体认同情况下，象征威胁对幸灾乐祸的效应为2.18，置信区间不包含0，效应显著；而在低群体认同下，效应则下降至0.41，置信区间包含0，效应不显著(见图5)。

4. 讨论

实验的结果表明群际威胁会增强幸灾乐祸，现实威胁情境下和象征威胁情境下的幸灾乐祸均显著高于控制情境，且现实威胁情境下幸灾乐祸强度高于象征威胁。性别在幸灾乐祸水平上无显著差异，这一结果与部分研究一致，说明被试的性别不对实验结果产生重要影响，过往的实证研究对于性别的结果并不一致，有研究发现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幸灾乐祸；也有研究发现女性会比男性体验到更强的幸灾乐祸；也有研究与本研究结果一致未发现幸灾乐祸在性别上的差异。实验结果表明，群体认同可以显著调节群际威胁对幸灾乐祸的影响，即群体认同能正向增强群际威胁对幸灾乐祸的影响，群体认同越强，群际威胁对幸灾乐祸的影响越大，低群体认同情况下群际威胁对幸灾乐祸的影响较小，群际威胁对幸灾乐祸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本研究对于群际威胁后内群体成员对外群体的幸灾乐祸认知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群际威胁通过激发消极情绪进而增强幸灾乐祸，具体的机制有待未来进一步探索。本研究聚焦于集体主义的中国文化背景下，探寻了中国作为内群体的群际威胁对幸灾乐祸的影响，文化的凝聚和松散度也会影响感知到外群体的威胁程度，凝聚的文化主要强调群体规范和价值观的一致性；然而，松散的文化对文化规范的偏差性存在一定的宽容度，因此，与处于松散文化氛围的群体相比，处于凝聚的文化氛围中的群体更有可能经历威胁，在互依性较低的西方文化背景下研究结果是否具有一致性，可以通过后续的相关跨文化研究进行进一步探索。

考虑到群际威胁的来源与群体相对地位、文化习俗差异、历史遗留问题、地缘政治、群体规模、所处场景等因素相关，为了排除历史政治、文化以及过去的消极群际接触等因素造成群际威胁增强幸灾乐祸的影响，后续的实验可以使用最简群体范式，进一步对实验一的研究结果进行重复验证。

5. 结论

1) 在自然环境下(中日)群际威胁会增强幸灾乐祸。

2) 现实威胁情境下幸灾乐祸强度高于象征威胁。

3) 群体认同在群际威胁对幸灾乐祸的作用中起调节作用。

致谢

衷心感谢我的导师赵玉芳教授对本篇文章的精心指导，她渊博的专业知识、严谨治学的态度、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一直深深影响着我，激励着我在学术的海洋中不断奋进突破。此外，还要感谢我的辅导员刘智老师和同门的帮助和支持，同门为我提供了招募被试的帮助并且给予我大量的正向情绪支持。在此，我要对她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