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人类生存的现实环境问题做出的对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新的解读，旨在寻求生态和谐与人的充分发展的“双赢”理念。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并明确地强调，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紧紧抓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主题。生态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它直面目前人类所面临的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用生态学的方法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含义，并尝试着寻找一条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实践路径，这也基本上符合我们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题。因此，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深入的探讨，可以为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

2.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和发展

生态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西方环境保护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工业化固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空前的收益与满足感，但是它也是一柄“双刃剑”，人类对自然资源进行了无限制的掠夺和过度的索取，最终导致了地球生态环境的破坏。20世纪初，特别是5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了大量的问题，诸如城市拥挤，人口膨胀，环境恶化，能源危机，生态平衡破坏等。最初，只是在英、美、法等早期工业化国家出现，在后来却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由于人类活动产生了大量的污染物，造成了温室效应和酸雨现象，并造成了臭氧层的破坏，造成了全球气候的升温；大量的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使河流和湖泊的环境质量不断下降，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造成了严重的水资源危机；大规模的采伐造成了生物多样性的破坏，造成了土壤侵蚀和土壤沙漠化的加剧；土地草场的过度开发和农药化肥污染导致了生产力下降，沙漠化、石漠化等问题的出现，对生态系统的平衡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带来直接威胁。不断出现地生态环境问题和危机一次又一次的警醒人类，人们开始对工业时代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产生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

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两难境地，引发了以生态环境保护、反对核武器、反对战争、争取和平与民主为口号的西方环保运动，以“绿色”作为旗帜，被称作“绿色运动”。“绿色运动”是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兴起的，它的开端是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于1962年6月在波士顿发表《寂静的春天》，该书引发了人们对环保问题的关注。1968年4月，在罗马召开了由意大利、美国、日本等10多个国家30位学者、专家和企业家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讨论了与生态形势密切相关的各种全球性问题，并提出人类在当代面临的困境及未来的前途、命运问题，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将人类生态危机作为议题的国际性学术会议。随即一个非官方的国际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成立，该组织以研究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问题为己任，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影响。1972年6月第一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宣言》问世，会议强调了保护全球环境的重要性。《增长的极限》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为人类的生存敲响了“全球生态危机”的警钟，该报告中对所提出的全球性问题，如人口增长、粮食问题、农业发展、工业进步、资源问题和环境污染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预测，指出地球资源将要耗尽了，生态危机不可避免，人类最终将走向增长的极限和自身的毁灭。这份报告的发表，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有关人类命运和未来的大讨论，至今仍在继续。

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形成，全球环境运动推向高潮，此后许多国家政府开始重视环境问题，先后设立了各种环境保护组织和国家级的环境管理机构，制定和实施了控制污染和保护环境政策和法律。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环保运动逐步演变为一场全民的生态政治运动，并与“民主”、“和平”、“女权”等运动共同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形成了“绿色政党”的雏形。世界上最早的“绿党”于1972年在新西兰成立，此后，欧美各国纷纷成立“绿党”。绿党对环境等生存状况的关注以及将生态、经济和政治危机联系起来的政治理念，获得了广大公众的信任和支持。在绿色环境保护运动日益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国家的绿党领导人和代表人物开始在理论层面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生态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同时深刻地指出生态危机发生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 [2] ，避免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在绿色环境保护运动中产生了。

3.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

(一) 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

生态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辩证关系认识思想理论，赞同马克思主义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并在探讨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理论中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了新的拓展。首先，认为要从社会制度的层面去认识人与自然关系，并将二者之间的关系上升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和研究，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制度，所以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如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目的是追求高利润，因此他们不计成本地寻求经济增长，而这样的发展往往就意味着在快速地消耗能量和物质的同时，还会将更多的废弃物倾倒到环境中，造成环境的严重恶化。佩珀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决定了其自身矛盾的无法解决 [3]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支配下，任何企业都不愿意加大生产成本来治理环境污染，反而是想尽一切办法转嫁成本，一些先进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甚至会将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对这些国家肥沃的土地、清洁的空气、洁净的水源和其他自然资源进行掠夺，这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与生态环境恶化的内在联系，说明生态问题表面存在于人与自然关系层面，实质却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其次，坚持以“人类价值尺度”去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人类价值尺度”强调的是对人类与自然之间问题的处理上时必须将人类放在处理问题的首要位置，以人类的评价和选择为基础，同时必须寻求自然界的内在价值。生态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倡导的“人类价值尺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始终坚持以人类的利益为中心，强调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是以技术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这种定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表面看似是把人放在中心位置，实质上却是把技术放在中心位置，最后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的运用会逐渐异化为奴役人类的工具，这样的人类中心主义不是真正的人类中心主义。他们把真正的人类中心主义与马克思所倡导的人道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强调的是自然界是一个完整系统，人与自然的关系辩证统一，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利益是高度统一的，人类对自然界的保护，实际就是在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每个人都要将人类长远的整体利益当成最高目标来对待。所以，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保证生态系统的完整，确立新的需求的与消费理念，既满足人类的真正需求，又能维持生态持续平衡，最终建立起人与自然的和谐，真正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与自然的高度统一。格伦德曼最先提出重返人类中心主义口号，他强调了人的行动、人的希望、快乐与需要共同定义了自然和生态平衡，反对单纯从生态中心主义角度界定生态问题，认为仅从自然的角度出发，把自然作为处理问题的中心，完全将人类抛开一边，是不正确的 [3] 。强调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整体性，人作为这个整体中的一部分，有必要保证生态系统的完整，从人类与自然的相互角度共同理解自然生态的平衡。

(二) 关于异化消费的理论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引起“异化消费”，“异化消费”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这与现代资本主义市场主导形势下的异化消费分不开的。莱易斯与阿格尔在马克思“异化劳动”的基础上，构建了现代资本主义“异化消费”的理论体系。现代社会已经渐渐从生产型社会过渡为消费型社会，资本家们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利用人的心理弱点和各种营销手段，不断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让消费者掉入消费陷进，沉迷于虚假的自我满足之中，使消费失去了原本的面貌，将消费当作衡量自己是否快乐的尺度的现象 [4] 。在异化消费模式下，人们往往过分追求物质享受和消费欲望的满足，从而导致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浪费，过度消费导致的各种环境问题对生态系统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异化消费导致了人们在购买、使用和处理商品和服务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浪费，不仅浪费了有限的资源，还加重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程度；异化消费导致的过度开发和消耗，使得生态系统的平衡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如过度捕捞导致渔业资源的枯竭，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导致土壤污染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等都加剧了生态问题和生态危机。资本家在利益的驱使之下，扩大生产规模，直接或间接地侵占自然资源，生产过剩激发过度消费。过度生产、过度消费导致资源能源匮乏、生态超载、生态殖民主义的出现，使生态环境保护压力重重。过度的消费随之引起过度的生产，大规模生产致使出现资源大量消耗浪费的现象，加剧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资本需求的无限性的矛盾不断激化，当资本需求远远大于自然环境的承载力时，资源枯竭与环境污染问题便难以避免 [5] 。此外，异化消费还导致了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忽视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人们在追求物质享受的过程中，只关注物质享受和个人利益，而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和对后代子孙的责任，这种现象使得生态问题和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为了消灭异化消费和生态危机，阿格尔构建了一种所谓社会变革模式，即“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这种模式的目的是，希望当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张与生态系统本身的有限之间产生冲突时，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转化为商品供应危机，让无产阶级感觉到自己的消费期望被打破，从而让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合法性产生质疑，使无产阶级可以自发地调整自己的需求观念，来抵制对奢侈品的消费，建立合理的需求，最终达到消除异化消费的目的。

(三) 关于稳态经济模式理论

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把生态原则和社会主义结合，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以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为核心构建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模式。如阿格尔主张的“稳态经济模式”，即通过控制无限增长的生产规模和经济发展的速度，使之趋于平稳，保持经济零增长，达成生态环境的保护，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马克思主义对生态社会主义进行了构建，内容主要有：其一，主张建立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强调生态性、系统性的原则贯穿于整个社会的生产活动和经济活动中，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使用而不是销售和获利，注重产品的分配以及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分配，要形成一种市场化和计划性并存的“混合型”的社会主义经济。高兹提出“生态重建”的口号，就是要求经济的增长应符合生态原则，是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的增长，其实就是一种可持续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 [6] 。其二，主张建立新型的民主政治体制。早期学者受绿色运动的影响较大，基本上接受了绿党提出的“基层民主”原则，主张政治过程的分散化、民主化，反对官僚政治体制，建立一种以工人自治(即工人对生产和社会生活进行直接管理)为特征的基层民主。20世纪90年代后，他们认为只靠“基层民主”无法解决生态问题，要把生态问题与地方性、国家性和国际性的关系问题联系起来，把国家和国际置于优先地位，考虑通过国家性和国际性的措施来加以解决问题，奥康纳认为要解决由社会经济问题带来的很多生态问题，要把地方层面与区域性的、国家性的和国际性的层面结合在一起考虑，关键还在于要把地方性的政策“定位于普遍性的、国家性的以及国际性的大前提下”，也就是说，“要把地方性和中心论扬弃为民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新形式” [7] 。其三，主张建立新型的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他们批判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流行的消费主义文化和生活方式，要求人们根据实际的需要从被误导的、盲从的消费中解放出来。高兹提出：“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是先进的社会主义”，他批评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弊端，提出了“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的设想 [6] ，以此作为未来社会主义的首要特征。他认为“更少地生产”是指“人们根据他们的愿望而不是根据需要来进行生产”，强调必须按照生态标准要求进行生产、交换和消费，以便让人们“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其核心思想是：“生产率和利润率最大化的经济标准服从于社会的生态标准。”

4.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启示

(一) 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自然观

正确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前提。尽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生产和消费的维度探讨生态环境问题，但他们并不否认正确科学的价值观对于缓解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作用。西方工业文明将人类置于自然之上，主张对自然的征服和控制，导致了各种各样生态问题的产生，使人与自然的关系陷入了不断紧张的状态。“人类中心主义”强调在处理人类与自然问题时必须将人类放在处理问题的首要位置，以人类的评价和选择为基础，将人类利益作为一切的衡量尺度。“环境中心主义”是以环境及其保护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强调人类活动应当以环境的可持续性和生态平衡为依据，主张环境优先。这两种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观各有弊益，但都不是正确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观念。因此，必须在批判反思传统工业发展模式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错误做法的基础之上，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对人们进行正确的生态自然观和生态价值观教育，鼓励人们形成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生态理念，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意识，呼吁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模式，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保护地球家园的可持续性，以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共同繁荣。

(二) 推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同共进

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大大加快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进程，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推进了世界文明发展的步伐不断向前。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资本家们一味地追求高额利润和剩余价值，超出自然限度地扩大生产，引发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先污染后治理”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放在了对立面，这导致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出现了严重失衡，甚至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给人类的生存发展带来严重威胁。环境的日益恶化使人们意识到，短视的经济增长可能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必须走一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原则，但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寻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反对拿“绿水青山”换“金山银山”，主张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党不断地寻找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平衡点，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去，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国家发展重要的战略位置并融入到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去挖掘生态环境蕴含着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寻求生态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 要不断地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

生态马克思主义主张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之路，这既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向，也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导致了人类存在的危机和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扭曲。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不断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是至关重要的。首先，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公平。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保护地球环境，但是这个目标不能只局限于少数人享受，而应该让更多的人分享。如果只有小部分人享受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而其他人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那么这种不公平的现象会引发社会的不满和不稳定，从而阻碍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其次，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正义。在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必须保证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去参与和分享建设成果。如果某些人被剥夺了参与建设的机会，或者他们没有获得应有的回报，那么这种不公正的现象也会引发社会的不满和不稳定。因此，必须确保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是公正的，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到其中，并获得应有的回报。最后，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部分。不能只关注环境的保护，而忽略了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问题。如果要实现真正的生态文明，必须同时考虑到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因素。只有当生态、经济和社会三者都得到平衡和协调，才能实现真正的生态文明建设。总之，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在公平和正义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保护地球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四) 坚持充分发挥社会公众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资本的本性就是追求利益，也正是追求利益的欲望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生态环境保护是当今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来解决。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变革的决定性力量，生态文明的建设离不开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再好的理念和制度没有人民群众的执行也依然无法取得实效。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发挥社会公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体作用。首先，社会公众是生态环境保护的主体。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由人类活动所导致的，因此，只有人类自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和企业应该起到引导和监管的作用，但是真正的力量还是在社会公众手中。只有广大民众积极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中来，才能够真正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其次，社会公众可以发挥监督作用。政府和企业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可能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需要社会公众进行监督和反馈。社会公众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如媒体曝光、举报等方式，发现和揭露环境违法行为，促进环保工作的开展，维护公共利益。除此之外，社会公众可以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在生态环境保护中，技术进步和创新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公众可以通过对环保科技的关注和支持，促进环保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推动环保事业的发展。

(五) 促进消费的绿色低碳转型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异化消费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消费，对于让人们树立绿色消费理念，营造绿色消费的社会氛围，推动经济社会永续发展意义重大，要多措并举促进消费的绿色转型 [8] 。推动消费的绿色低碳转型需要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方共同努力。政府颁布更加严格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明确绿色低碳发展的要求，强化对违规行为的处罚，推动企业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对符合绿色低碳标准的产品和技术给予税收优惠和补贴，鼓励企业生产和消费绿色低碳产品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设定碳排放配额，对企业进行碳排放权交易，激励和引导企业减少碳排放。企业可以增加对绿色低碳技术研发的投入，推动生产更环保的产品，降低能耗和资源消耗；优化生产流程，提高资源利用率，推广循环经济模式，减少废弃物排放。加强对绿色低碳产品的宣传和推广，提升消费者对绿色低碳产品的认知度，促进消费者绿色消费意识的增强。消费者应当提高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选择购买绿色低碳产品，支持环保企业的发展；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节约能源资源，减少碳排放，例如减少用电用水，选择低碳出行方式等；积极参与环保公益活动，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推动社会环保意识的普及。通过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推动消费的绿色低碳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