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西游记》自问世以来便在民间广为流传，深受读者的喜爱。其中英文译本最多，以独立的书籍形式呈现的《西游记》英译本多达28本 [1] ，影响也最大。阿瑟·韦利(Arthur Waley)的节译本《猴：中国民间小说》(Monkey: Folk Novel of China) 1942年由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并于次年荣获英国最古老的文学奖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1961年以出版世界文学著称的企鹅公司再版该译本，题名为《猴》(Monkey)，并于1973年列入“企鹅经典”(Penguin Classics)。时隔近八十年，企鹅公司于2021年2月再次出版了最新的《西游记》重译本《猴王：西游记》(Monkey King: Journey to the West)，由英国著名女汉学家蓝诗玲(Julia Lovell)翻译而成。此节译本一经出版便畅销美国，好评如潮，“出版界、众多作家、海外汉学家和海外华人学者对蓝诗玲译本也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2] 。

目前《西游记》英译本的研究集中于对其英译史(Wang等，2020；王文强，2019等)、翻译特点(刘深强，2022；朱嘉春、罗选民，2022等)及其在海外的传播情况(朱嘉春、秦茂盛，2022；余承法、郑剑委，2021等)，但却基本上都囿于对重复的译文本身进行探讨。目前研究“主要存在研究力度不够、研究深度有待挖掘、英译版本选择单一重复” [3] 等问题，鲜有学者通过个案研究从典籍重译的视角去研究《西游记》英译本的历时变化趋势。

因此本文选取了《西游记》英译本中具有代表性的韦利译本《猴》(以下简称韦译本)和蓝诗玲译本《猴王：西游记》(以下简称蓝译本)，根据图里(Gideon Toury)翻译规范理论中的操作规范理论分析两个译本在母体规范和篇章–语言规范两个层面上所形成的不同特点。通过这些特点反映出的两位译者在操作规范的影响与制约下不同的翻译策略及其背后的翻译倾向，文章将会对“重译假说”中“重译本比初译本更贴近原文”这一规律进行验证，并试图从译者惯习角度对两译本呈现出的不同特点进行解释说明，以期丰富《西游记》英译研究。

2. 文献综述

2.1. 操作规范及译者惯习

规范是描述翻译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图里(Gideon Toury)首次对翻译规范进行了系统化的描述，明确提出了翻译是一项受规范制约的行为，并且认为规范在翻译行为和翻译活动中处于中心地位。图里将翻译规范分为三类：预备规范(preliminary norms)、初始规范(initial norms)和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s)。预备规范与整体的翻译策略和文本的选择有关；初始规范则要求译者在两种翻译倾向之间选择——靠近源语的语言文化规范或倾向目的语语言和文化的规范，前者被称为“充分性”(adequacy)翻译，后者则被称之为“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翻译；操作规范则控制着翻译行为中所做的实际决策，又被细分为：1) 母体规范(matricial norms)，决定了旨在替代相应源语言材料的目标语言材料的存在(以及翻译的完整程度)，其在文本中的位置(或语言材料在整个文本中的实际分布方式)，以及文本的章节、句子、段落等的划分。2) 篇章-语言规范(textual-linguistic norms)，制约着为制定目标文本而选择的语言材料，或对源语言材料的替换 [4] 。图里提出的翻译规范理论得到了翻译学界的持续关注并对翻译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翻译规范构成具体翻译行为的评价标准聚焦于社会的、群体的层面，缺乏了对译者个体的关注，而“译者惯习弥补了翻译规范对个体研究的欠缺” [5]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便是惯习，他对惯习做出了系统化论述并提出了场域(field)、资本(capital)等其他核心概念及社会学分析公式：[(惯习)(资本)] + 场域 = 实践 [6] 。惯习(habitus)被认为是一种“长久而稳定的定势”，作为人的一种特质，与人的年龄、性格、社会地位及家庭出身有关 [7] 。之后西梅奥尼(Daniel Simeoni)首先将惯习理论引入了翻译研究中，而译者惯习指的则是译者早期的信仰和各种文化积淀不断内化，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思维习惯和思维定式。一般认为，译者惯习具体体现在翻译选材、翻译策略和译者的翻译观上 [8] ，将翻译规范与译者惯习结合起来能够更加全面地探究译者的翻译活动。

操作规范系统地展示不同译者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所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以及在处理宏观的结构布局和微观的文本语言，惯习聚焦于翻译规范忽略的译者主体部分，二者相互作用。本研究参照图里操作规范分析韦译本和蓝译本的不同，从译者惯习中的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这两方面分析产生不同的可能原因。

2.2. 重译假说

重译的定义是“第二种及之后将一个源文本译入相同目标语的翻译” [9] 。重译既可指这种再次进行翻译的行为，也可以指由这一行为产生的译本。科斯基宁(Kaisa Koskinen)和帕洛夫斯基(Outi Paloposki)指出，重译是研究文学翻译中“不断变化的翻译规范和策略” [9] 的有用工具。本西蒙(Paul Bensimon)认为初译文往往比之后的译文更接近目标文化，因为译者的意图是让源文本被目标文化所接受 [10] 。所以在初译文发挥这个功能之后，重译就不太需要被目标文化所接受。因此，译者可以更自由地把关注从目标文化转移到源语文化上以呈现其原有的异国情调。另一方面，从重译动机出发的伯尔曼(Antoine Berman)认为重译是一个产出改进翻译的机会 [11] 。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最初的翻译会变得老旧或老化，因此有必要进行重译，这将是对初译文的一种改进。本西蒙和伯尔曼这两个互补的理论构成了重译假说：可以说，初译总是更倾向于归化。在这种情况下，重译将是对源文本的一种回归 [12] 。

自20世纪90年代提出重译假说以来，重译的概念框架有了很大的扩展 [13] 。重译假说理论也被不断投入到检验中，并被不同程度地证明和否定。一些学者对重译假说提出了质疑，认为它取决于一个特定的观察点，而用于测量“归化”和“异化”的方法或“比较单位”，是由这个观察点选择的 [13] 。此外，伯尔曼提出的“老旧或老化”的重译原因过于单一，与现实中复杂的重译动机不符，这些动机需要结合具体的文化语境去挖掘 [14] 。目前重译研究大多围绕重译假设和重译动机展开，研究对象多为不同译者的典籍重译本，两个不同的译本的倾向性可以为检验重译假说理论的语料。

3. 操作规范理论视角下《猴》与《猴王：西游记》的对比分析

基于图里翻译规范理论中的操作规范，本研究将以对韦译本和蓝译本进行宏观和微观的比较分析，探讨两个译本在操作规范的制约下存在的不同之处，以及两位译者所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和表现出的不同翻译倾向。

3.1. 母体规范

母体规范与目标文本的完整性有关，包括段落的省略或重新定位、文本分割以及段落或脚注的添加 [15] 。结合韦译本与蓝译本的具体情况，接下来将分别从译本回目删节、文本分割和脚注的添加这三个方面对两个译本进行对比分析，从宏观的结构布局方面展示这两个译本呈现出的相同和不同之处，以及两位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和翻译倾向。

3.1.1. 译本回目删节

原著《西游记》共一百回回目，韦译本与蓝译本所选译章节均远少于原著回目。韦利的翻译底本是1921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西游记》，原书共100回，但该译本一共只有30章。蓝诗玲的参照底本则为195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西游记》排印本，原书也有100回目，但此译本亦仅有36章。从两个译本较少的章节数目来看，两个译本都对原文进行了大量的删减，但蓝译本比韦译本多出6章，选译的故事情节稍多一些。两个译本的章节与原文回目及相应的故事情节如表1所示：

如表1所示，韦译本仅选取了“九九八十一难”中的“除妖乌鸡国”、“车迟国斗法”、“巧救陈家庄”和“险渡通天河”这四难，可谓说是更加大刀阔斧的删减。而蓝译本选取了“三打白骨精”、“大战红孩儿”、“趣经女儿国”等十一难，多出的故事情节大都与女性、孩童有关。可以发现这两个节译本在故事选取方面有着巨大的区别，单从选取的故事情节数量上看，蓝译本与韦译本相比更贴合原著。

3.1.2. 文本分割

作为操作规范中母体规范的具体内容之一，图里提出的“文本分割”主要指将文本切分成不同的章、节、段等类似的形式。在操作规范的制约下，这两个译本采取了不一样的切分方法。虽然切分的形式有所不同，但是从整体叙事结构的呈现上来看，这两个节译本都可谓是保留了原书中的精华，成功地塑造了自成一体的“取经之路”。

如表1所示，韦译本以源文本为导向，其每一章节都可以与原著的回目进行一一对应，并未对其进行新的分割。值得注意的是，蓝诗玲与韦利所译章节的相同部分也基本都与原著回目切分相同。在与韦利相比多译的章节部分，蓝则是根据自身的叙事需要，从第20章开始把原著两到三个回目划分到了一个章节。如《猴王：西游记》第20章对应原书的第28、第29回，第21章对应的是第30、第31回，蓝将这四个回目切分成两个章节，讲述了孙悟空与猪八戒“双战黄袍怪”这一难。因此从文本分割角度来讲，韦译本《猴》的情节划分与原著更为相符。

3.1.3. 脚注的添加

“脚注”在《汉语大词典》中的释义为“印在书页下端的注文”，通常起到“补充说明作用，有时起延伸拓展作用，极少数情况起阐发评论作用” [16] 。《猴》译本一共有13个脚注。其中3个表明了某处译文的来源，如第一章孙悟空为了确保其他猴子信守诺言时说：“With one whose word cannot be trusted there is nothing to be done!”，韦利添加的脚注是：Analects of Confucius，II，22。这句译文所对应的原文是“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正是出自《论语·为政》中的一句成语。还有一个脚注是对度量单位的解释，剩下的则都是对译文内容的解释，以方便读者理解此处的幽默点。如在翻译原书中悟空的俏皮话“唐人是我师父，我是他徒弟。我也不是甚‘糖人，蜜人’”时，《猴》的译文为：The man of T’ang is my master. I am his disciple, and no man of T’ang or sugar-man* or honey-man either。汉语中“唐”和“糖”读音相同，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此处悟空的谐音梗，韦利为“sugar”添加了脚注进行解释：Sugar in Chinese is T’ang，虽然解释的不完全正确，但是英语读者看到之后便能够理解此处“sugar”和“honey”出现的原因了。

与《猴》相比，共有4个脚注的《猴王：西游记》没有对类似的双关语进行解释类的标注，因为蓝删掉了原文中的双关语。蓝译本仅有的4个脚注中，第一个与韦译本一样点明了原文第1回中“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这句话的出处是《论语》，第二个则是对将原著中第3回出现的“二丈有馀长”的金箍棒翻译成“more than fifty feet tall”的合理修改说明，第三个是对原文第4回中提到的汉朝进行时间上的定义划分，最后一个是标注原文第13回中的边界“河州”为中国当代的临夏。对比两个译本脚注的数量和内容可以看出，韦译本对所选取的章节在翻译时以源语规范为导向，尽可能地还原了双关语营造出的轻松欢快氛围，为此韦利添加了些脚注为读者进行详细的解释说明，更注重翻译的充分性。而蓝译本虽然比韦译本多了6个章节，但是其脚注在数量和内容上远少于韦译本。《猴王：西游记》以目的语规范为导向，更加关照英语读者阅读习惯，在注重译文可接受性的翻译倾向影响下大大减少了脚注的使用。通过上述从母体规范的宏观角度对比分析两译本，可以发现《猴》以源语规范为导向、重视充分性的翻译倾向，《猴王：西游记》以目的语规范为导向、重视可接受性的翻译倾向。

3.2. 篇章–语言规范

篇章–语言规范从微观层面入手，分别从词汇、短语和文体特征这三个方面证实两个译本不同翻译倾向。

3.2.1. 词汇特征

翻译中最基本、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对词汇的处理，译者在翻译时对所用词汇的选择往往最能直观地展示其翻译风格与特点。成书于明代的《西游记》原著在语言上具有古香古色的特点，以源语规范为导向的韦译本多用正式的中古英语词汇尽可能地保留《西游记》中原汁原味的古典韵味；而蓝译本则顺应新时代英语语言的变化，多用非正式的现代英语词汇淡化了原著中的年代感。

例1：

原文：三藏看了，对天礼拜道：“多谢金星，度脱此难。”拜毕，牵了马匹，独自个孤孤凄凄，往前苦进。

韦译本：Tripitaka bowed in the direction whence the strip had come, and then set off alone.

蓝译本：After bowing his thanks, Tripitaka carried on his sad and lonely way.

如例1所示，两个译本都对原文进行了释义的处理。但韦利使用了“whence”(从哪里)的中古英语词汇，第十九章又出现了一次“Whence should my luck come”(喜自何来)，可见韦利是特意在翻译时使用“whence”这类中古英语词汇保留典籍所具有的年代感，在《猴》译本中还可以找到许多类似的词汇，如用“pray”(请)代替日常生活中更常用的“please”等。蓝诗玲所用词汇大都为非正式的、容易理解的现代英语。第十七章还出现了“plan B”(次选方案)这类更为现代的非正式词汇意译原文第十九回末尾处猪八戒面对孙悟空的责骂时的辩解，降低外国读者阅读难度。

3.2.2. 短语特征

本节内容将以俗语为短语的代表对比分析韦译本与蓝译本，从而力证两位译者不同的翻译倾向。俗语在中国文学作品中的运用极为频繁，因为其中包含着十分深厚的中国文化内涵，因此俗语英译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原书中孙悟空在说话时经常引用俗语，这对塑造其幽默风趣的形象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两个译本在翻译这些短小精辟的俗语时，在各自的翻译倾向和操作规范的共同影响下，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

例2：

原文：一客不犯二主。

韦译本：(O)ne guest should not trouble two hosts.

蓝译本：I don’t want to be a bother to someone else.

这个俗语是原书中第三回孙悟空找东海老龙王要披挂时的滑头之语，表明了自己得不到东西不会离开的同时还带有些许的威胁气息。韦译本遵循源语规范对其进行直译，无论是内容上的“客”和“主”这两种意象还是主谓宾的句子结构，其译文与原文都可以进行一一对照。而以译语规范为导向的蓝译本则对其进行了意译，抛弃了原俗语中的意象，直接表达出了孙悟空的话外之音，有过度翻译之嫌。韦利对原文中的俗语进行了直译，保留了俗语的至理名言之感，最大限度地为英语读者再现了原文。而蓝诗玲多采用意译或是套译，避免英语读者在阅读时可能出现的理解困难。

3.2.3. 文体特征

《西游记》是一部典型的章回体小说，两位译者在表现这种中国特有的文学形式时也遵循了不同的翻译规范。章回体小说其中一个特点就是每回开头以“话说”“且说”等开始，每回末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文分解”之类的结束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如《西游记》第一回结尾“毕竟不知向后修些甚么道果，且听下回分解”就是对本回故事的一个总结和对下一回故事的一个引子，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两译本对此特点都进行了一定的保留，化身为一名说书人为英语读者带来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阅读体验。尽管韦利删减了很多内容，却保留了章回小说结尾的特点，把除了最后一章之外的每一章末尾都译为：you must listen to what is related in the next chapter/what is told in the next chapter/what is unfolded in the next chapter。而蓝诗玲并没有在每一章的最后重复翻译“……且听下回分解”这句话，只有在第一章、第四章和第十三章的末尾出现过类似的翻译：And if you wish to know what Monkey learned next, you must read on/But did he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Read on to find out/Whose voice was it? Read on to find out。通过对比可以看出，韦利比蓝诗玲更加注重在形式上与原著章回体的对等。因此在阅读韦译本时，英语读者更能够感受到其他文化中不同的文体风格，在韦利这位说书人的引领下于一个个奇幻有趣的故事中渐入佳境。

3.3. 讨论

通过操作规范理论为框架对韦译本与蓝译本进行的对比分析结果，研究发现出版时间更早的韦译本《猴》在宏观结构方面对保留翻译的章节改动较小，微观语言层面多用直译、异化的翻译方法，总体上以源语为导向，追求译文的充分性；最新出版的蓝译本《猴王：西游记》在宏观结构方面对翻译的章节则进行了新的文本分割，微观语言层面多用意译、归化的的翻译方法，总体上以译语为导向，追求译文的可接受性，这种趋势与重译假说中重译本将不断向原作回归的规律并不相符。

从译者惯习角度分析，原因可能为：首先是翻译选材方面，韦利在《猴》的介绍部分阐明了选择翻译《西游记》的原因共有三点：一是《西游记》原著将美丽与荒唐、深刻与荒谬融合在一起的独特性；二是对之前的《西游记》译文不甚满意；三是对保留原文里通俗汉语的兴趣 [17] 。蓝诗玲在前言提到选择重译《西游记》的目的是“展现小说的多种声音” [18] ，她也在之后采访中重述重译的原因一是由于21世纪英语语言的变化，二是想要为汉学界和专业人士以外的读者创作出合适的译本，三是认为翻译中国早期小说如白话小说可以帮助自己之后对莫言的研究，四是由于女性译者的身份，在《猴王：西游记》中增加了《猴》省略的与女性和孩童相关的有趣故事。由此可见蓝诗玲重译的动机复杂多样，重译假设中“老旧或老化”的原因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已。其次是翻译策略方面，韦利“致力于直译” [19] 的翻译策略在上文与蓝译本的对比分析中得到证明。尽管韦利在《翻译注意事项》(Notes on Translation)中提到针对不同的目的需要不同的翻译策略 [20] ，其在《猴》中也采取了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翻译策略，但是整体上更以源语为导向，多用异化追求译文的充分性。第三部分的分析也证明了在重译动机的影响下，蓝也多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对源文的文化进行了重构，更以目的语为导向追求译文的可接受性，这与李德凤(2018) [21] 对蓝诗玲翻译中国现代文学的倾向研究结果相吻合。

4. 结论

通过图里的操作规范理论和译者惯习理论，本文发现在操作规范的影响与制约下，韦利和蓝诗玲这两位译者产生了不同的翻译行为，在翻译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因此其译本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韦译本遵循源语规范，更注重译文的充分性，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更靠近原文；而蓝译本则遵循译语规范，更注重译文的可接受性，因而更符合当代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译者惯习理论聚焦于译者个体，讨论部分从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这两个方面探究了这两个译本产生不同的可能原因。本文旨在从操作规范的角度对《西游记》的最新英译本进行宏观结构和微观层次上的对比研究，并结合译者惯习理论对翻译规范未关注的译者个体部分进行有益补充，在论证典籍重译的趋势不一定完全符合“重译假说”中重译作品不断向原作回归的规律的同时，也为典籍英译的接受提供了一定启示。在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对比分析以《西游记》为代表的中国典籍英译本研究重译趋势能够帮助中国译者借鉴其成功经验，对中国文学的外译实践产生一定的指导意义，进而推动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