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22年10月16日,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大会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国内外引起了热烈反响。报告中特别强调外宣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1] 。由此,我国提出的治国理政新思想与新主张亟须传递,裨益世界及时了解我国的大政方针及发展规划。
近年来,中国逐渐从国际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央,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这也为新时期国家形象的塑造及其对外宣传工作提出了新标准、新要求。为更好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作为重要外宣文本的《二十大报告》英文版,其得体英译文的枢要程度自不待言。《二十大报告》内容涉猎内政外交各个方面,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擘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和实践路径。本研究以《二十大报告》英译版为语料,依凭预设理论分析外宣文本英文翻译,希冀丰富外宣文本英译研究,为外宣文本翻译分析提供互补性解读。
2. 预设理论概述
预设是语言学中一个重要理论,包孕语义预设和语用预设。语义预设发轫于德国哲学家、现代逻辑奠基人弗雷格 [2] 的专著《论意义与指称》。语义预设的主要特征之一是词汇本身的字典意义 [3] 。魏在江 [4] (p. 82)言之谆谆,词语所指《辞海》、《英汉大词典》、《说文解字》中的意义充任“预设之源”。预设可能会受到句中某些词语或结构的影响而引发出来,预设得以成立的词语或结构被称为“预设触发语”,莱文森博众家之长,总结出13类预设触发语 [5] (pp. 181-182)。
随着研究的深入,语言学家发现仅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研究预设带有明显的局限性。语用预设滥觞于斯塔纳克 [6] ,他认为,预设不但与语境有关,而且与说话人有关,反映的是说话人与语段之间的关系。语用预设即说话者的背景信念,指陈述的语境,也指说话者和他的听众的态度和意图。何自然 [7] 则言之綦详指出这种态度和意图是“那些对语境敏感的、与说话人(有时包括说话对象)的信念、态度、意图有关的预设关系”。语用预设可被视为话语跟其使用语境之间的关系 [8] 。对于语用预设的推导需以语义预设词汇内涵为原型,语用预设为语义预设提供话语环境。语用预设要求受众储备并激活基于原型词汇基础上的有关社会百科知识 [9] (p. 87)。语用预设主要特征包括合适性和共知性 [5] (p. 204),当信息并非为双方共知时,预设调整是达成共知性的方式之一,说话人必须采用预设调整等适当手段调整话语内容,以避免沟通失败,实现共识 [10] 。预设调整的措施包括增加预设信息 [4] (p. 146)。斯塔纳克亦指出,预设调整即话语所预设的,但之前并非双方共知的信息被添加到共同背景中 [11] 。语用预设还具有隐喻性特征,具现为相似性和体验性。
3. 预设理论下外宣文本英译研究举隅
外宣文本就是对外宣传本国各方面事物的材料 [12] 。外宣即对外宣传,是指向海外受众表述中国的立场观点,展示建设发展的成就,目的是“信息传播交流”或“思想阐释说服”。外宣文本的特殊性在于“外宣”二字,因“宣”而“译”、以“译”促“宣”、“宣”“译”并重来进行传播,以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13] 。
诸如《二十大报告》英文版的外宣文本中,任何语言符号皆具字典意义,这是语义预设的研究范畴;说话者所持之态度、假设便为语用预设的研究畛域。言内言外都有预设可循。故曰语言表达皆有预设特征,约束着言者的语言选择,同时分析劝导性很强的外宣文本必须考虑话语的交际情景、语用意图、语用策略,在话语和语境假设之间找到最大关联。鉴于此,预设理论能恰当解析外宣文本翻译,继而重视外宣翻译工作,以增强我国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3.1. 预设合适性
预设的合适性是指预设与语境相适应,是言语行为的先决条件。话语交际者在实施言语行为时,需有语句所处语境提供的合适条件 [9] (p. 44)。语用预设强调合适性是实施言语行为的恰当条件,是使话语具有意义所必须满足的条件,为此需要依赖交际双方对共有背景知识的理解,依赖习惯用法及对所含意义理解的基础之上。倘若交际双方在言外之力的准确理解和合理实施上出现分歧,则导致交际失败,预设失灵的状况就会发生。
在《二十大报告》英文版中,“文明”一词依据不同语境,译者分别译为civility和civilization,这两种译法均体现了合适性。第一种译法出现在“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中,此处的“文明”语境信息强调公民的文明。civility一词在《牛津词典》中意为“礼貌的品质”,侧重形容人;第二种译法出现在“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此处的语境信息为增强中华民族文明影响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civilization一词意为“具有发达社会组织的人类社会,或某个社会或国家在特定时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更聚焦于国家或民族。为使话语具有意义,为保证句子的适宜性,译者依据不同语境,凭借civility和civilization不同的语义所指,匹配不同的语境信息,强调公民的文明程度用civility才合适;倚重社会或国家在特定时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需用civilization,civility和civilization使预设和语境互相适应,是语句得以成立的先决条件,并且受众知晓civility和civilization的语义差别,方才使话语为人所理解。
3.2. 预设共知性
预设的共知性指话语双方所共同知道的信息,即,存在着一种话语参与者双方共同理解并接受的预设。当信息并非为双方共知时,预设调整是达成共知性的方式之一,说话人必须采用预设调整等适当手段调整话语内容,以避免沟通失败,实现共识。《二十大报告》英文版中译者将“天人合一”译为promoting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天”指自然、世界万物,“合一”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共生共存,传达出的语用预设为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协调统一关系,重视人与宇宙的互动和谐。当代特指人与自然天地万物共存、相济相融、相互依存、和谐共生,是中国特色生态哲学的价值参考。“天人合一”思想最早出自道家的庄子,作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其内涵与时代价值已为中国人所熟知,但西方世界缺乏此类知识储备,难以理解其概念内涵,若交际双方不满足共同背景前提,则导致交际失败,会发生预设失灵的状况。鉴于此,魏在江 [4] (p. 146)申明,若交际双方认知语境没有相同点,语用预设数量就只能降至最低,译者需补充预设信息,方使话语中语用预设的度达到一定的认知阈限,方可激活预设。译者通过预设调整,补充预设数量,将“天”的“自然”意义和“合一”的“和谐”意义译出,方能使外国受众理解,交际双方的认知语境假设才可互相彰显,从而实现交际成功。这说明了语用预设的数量在语境中是变化的。译者要针对不同的对象,要针对具体语境中的变量来设置语用预设的数量,使其达到一定的度和量,达到听话人的认知阈限,从而使预设能在具体语境中得以激活,以体现语用预设的语用功能。
此外,译者还将“红色”一词译为revolutionary。“红色”一词在中国革命文化中特指“斗志、革命”,诸如“红色基因”、“红色文化”、“红色旧址”、“红色血脉”。“红色”作为“革命、进步、信仰”的代名词,早已深入国人人心,并储备在国人大脑认知背景中。但“红色”在西方文化中更多用来表达残酷、危险、狂热、暴力等 [14] 。由于西方受众头脑中并未储备“红色”一词的革命内涵,交际双方未做到认知环境互明,易导致交际失败、预设失灵。鉴于此,译者通过预设调整,补充预设量,增加背景信息,译出“红色”的革命意义(revolutionary),以便让西方受众也能理解。
在《二十大报告》英文版中,“刻舟求剑”译为act blindly without assessing how conditions have evolved。中国读者熟知“刻舟求剑”的本意和寓意,但外国受众缺乏相关背景知识,难以理解其概念内涵,发话者与受话者并未做到认知环境互明。鉴于此,译者通过预设调整,依据语境补充预设信息,将“刻舟求剑”中的预设信息即“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这一意思直接译出,方能使外国受众理解。译者针对不同的对象,针对具体语境中的变量来设置语用预设的数量,受众可凭借共同背景知识或增补的预设量,获取、理解译文信息,交际双方由此做到认知环境互明,成功实现交际。
3.3. 语用预设隐喻性
语用预设还具有隐喻性特征,具现为相似性和体验性。受众理解字典意义的语义预设后,会激活相关背景信息,通过身体体验或认知加工寻找与发话者语用意图的相似关系,即凭借身体感知或隐喻、转喻等认知方式体验到二者在外形、概念、内涵等方面相似或相仿。译者将“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直译为high winds,choppy waters,and even dangerous storms。受众通过身体体验或日常生活经验会感知到航行之中必有风雨,传达出的语用预设为我们越向高处攀登,风险挑战越是错综复杂,应经受住风高浪急的挑战和考验,必须时刻保持居安思危的清醒和警觉,远见于未萌、避危于无形,在化解危机中育新机。唐代诗人杜荷鹤也阐明:“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受众首先需有航行旅途充满风高险阻的相关身体体验,并依仗语义预设和语用预设之间“崎岖性、危险性”的相关性判断,方可解析外宣文本中的隐喻性表达。
4. 结语
譬如《二十大报告》英文版的外宣文本内嵌着中国天下为公、安邦济世价值观念,不仅可以唤起国民情感、倡导核心价值观,而且是我国对外话语体系宣介的枢要领域,对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起到津梁之功。本研究量凿正枘,凭借预设的合适性和共知性、语用预设隐喻性,探查外宣文本英文翻译。以预设的角度看外宣文本英译,不仅丰富了外宣翻译的分析文本,更为预设理论下翻译的有关研究拓展了新视角,为日后进一步的研究起抛砖引玉之效。本研究彰显中华民族特有的家国情怀和文化形态,蕴含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和天下为公的情感追求,有裨于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让世界深入了解中华文化、理解中国人民的价值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