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目前全世界大约有33亿双语人口,占全世界总人口的43% [1]。美国的跨种族婚姻占比已经从1967年的3%上升到2019年的19% [2]。多语种共存已经成为世界诸多地区不可忽视的现象,这也导致很多儿童在多语种环境中出生和成长 [3]。大量证据表明,多语种的环境有助于儿童形成社会认知和语言习得优势 [4] [5]。同时,儿童的早期教育以及语言习得在儿童各方面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6]。所以,关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母语对具备移民背景的家庭 [7] 以及尊重每个孩子的身份多样性 [8] 都很重要。此外,家庭语言有助于儿童的语言习得和发展 [9]。尽管双语或多语种父母可被视为其母语文化背景方面的专家, [10] 但研究表明,许多非母语家庭对子女的多语种教育方式缺乏自信 [11]。
在双语种或多语种家庭中,相互矛盾的意识形态 [12] 很容易导致家庭成员之间的误解,甚至会严重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相处 [13]。保持多语种同步发展会给双语种或多语种家庭带来很大压力,以至于家庭成员可能会从主观上停止学习和使用其中一种语言 [14] [15]。本文通过对六个双语家庭的访谈及分析,总结出影响双语家庭中儿童语言习得的因素。
2. 方法
2.1. 调查对象
受制于疫情,本文主要以生活在中国的六组双语家庭为调查对象。在六组双语家庭中,有三组为中英(中文和英语)双语,两组为中韩(中文和韩语)双语,最后一组为中俄(中文和俄语)双语。中英双语的家庭构成为跨国婚姻,中韩和中俄双语的家庭构成则是汉族与少数名族(朝鲜族和俄罗斯族)的婚姻。调查对象中包含了跨国婚姻和跨民族婚姻,但由于疫情反复、普通话在中国普及程度高以及跨国或跨民族婚姻在中国不普遍等客观条件限制,本次调查对象的选择上未能达到足够的全面性和代表性。
2.2.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和内容分析法,提前设计访谈问题和情境,完成六组家庭的访谈之后,对于访谈内容进行分析。将父母及孩子的答案中出现的影响因素按照频次进行排序,去除因为语言习惯(如受访者习惯在语言表达中出现不受控制的内容重复等)导致的异常频次变化,逐一对高频次的影响因素进行结果分析。同时对孩子的回答和父母的回答进行交叉分析,进而得出父母在儿童常用语种选择的过程中产生的影响。访谈的主要对象是双语家庭中的父亲、母亲和正在读小学的孩子,访谈问题及受访者的基本信息详见下面的图表(表1~表7)。
3. 结果
3.1. 频次结果分析Frequency Results (表8)
1) 学校
儿童时期的学校教育具有普及性和强制性,所以儿童在学校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儿童本身对于老师有潜意识中的信任优先感觉,所以老师教的课程也会对儿童产生很大的影响,儿童的常用语种基本跟学校的常用语种保持一致。
同学之间有非常多需要合作完成的作业和课外活动,合作过程中的通用语跟儿童的常用语种选择保持一致。因为样本选择局限在中国,所以中文依然是多种语言中占据压倒性优势的通用语,所以当多个同学都说不同语言时,同时使用中文的概率就变大了,这也是此次调查的一个限制因素。
父母谈论学校时涉及到两大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当前孩子主要以学校教育为主,学校选择什么语种孩子就跟着选择什么语种,父母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干涉的机会不多且也不会主动去干涉学校的语种选择。第二方面涉及到未来的教育,五组父母有意愿让孩子能够保持两个语种齐头并进,这样能够在未来的教育中形成语言优势,只有一组父母把选择权留给孩子,并没有思考过孩子未来教育与现在常用语种选择之间的关系。
2) 游戏
孩子对游戏的热情远高于家庭活动和其他娱乐活动,喜欢同一款网络游戏或者手机游戏的伙伴常用语种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孩子的常用语种选择,这是一种群体影响的结果。
父母也在访谈中多次提到游戏,但是相比较于孩子对于游戏的热情,四组父母表达了对于孩子沉迷游戏的担忧,但在常用语种选择上并没有思考过游戏对孩子的影响。
3) 家庭
所有参与访谈的父母都表示出了与孩子交流时间和频率少的问题,一方面是父母本身工作忙或者与孩子没有共同话题,另一方面是现在家庭中的面对面聚会比较少,孩子参与家庭的机会已经变得很少。在双语家庭中,除了父母之外的家人基本都保持了自己本身的常用语种,当其他家人的常用语种与孩子的常用语种不一致时,孩子也失去了与其他家人交流的兴趣。
4) 朋友
朋友在影响因素中的频次排名并不高,主要是因为儿童们的朋友并不多,仅有的朋友也局限在了跟学校相关的同学中。其次,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孩子们与朋友之间的交流场景大多发生在网络上,在网络交流中孩子们会高频率地使用模糊了语种概念的网络语言,比如中文和英文的合成词(无可phone告、Tony带水、sun心病狂、more名奇妙等),朋友们使用的语言也决定了孩子们社交的常用语种选择。
5) 娱乐
娱乐因素的影响不大,主要原因是孩子们现在接触到的娱乐资源比较局限,同时,接触到的娱乐资源也是多语种模式,不会出现强烈的特定语种倾向性,所以娱乐资源对于孩子常用语种的影响不显著。
6) 兴趣
语言也是一门学科,两组家庭的孩子表示喜欢目前接触到的两种语言,愿意去钻研这两种语言的书写和发音;四组家庭的父母提到希望孩子可以把这两种语言作为兴趣爱好去看待,并不强制必须使用一种语言而放弃另外一种语言。
3.2. 交叉对比分析
只有家庭B的父母表示会在家庭中强制使用中文,原因是在孩子幼儿园时期出现了语种混乱的情况,为了能够适应孩子的学校教育,父母选择在家庭中统一使用中文。但家庭B的孩子并不记得自己曾出现过不知道使用哪一种语言的经历,这一点也说明环境因素对孩子常用语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
在访谈中,父母希望双语可以成为孩子未来的优势,但孩子对于双语是否是优势还是负担没有太明确的态度。一半的父母曾经有过孩子的常用语种选择焦虑,主要原因是担心孩子两个语种可能都无法做到流利应用,或者担心孩子失去双语的优势,孩子则没有体现出来任何的语种选择焦虑。父母的态度并没有对孩子在常用语种选择上产生太大的影响,父母的语种环境选择(家庭B)则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孩子的常用语种形成。
4. 讨论
本次调查研究从某种程度上可以体现出双语家庭对于孩子常用语种选择的态度,在双语家庭中,父母对待孩子常用语种的选择态度与孩子自身的态度并不一致。孩子的思考角度主要集中在常用语种选择场景上,周围客观环境的影响较大;父母则主要纠结是否可以让孩子建立起双语家庭本可以具备的语言优势,这种纠结对孩子的影响存在但不能决定孩子的常用语种选择,孩子的常用语种选择主要受到学校的影响。
伴随着全球化的持续推进,跨国婚姻和跨种族婚姻会越来越普遍,这对于语言的发展有利有弊,作为时代发展的生力军,双语家庭中儿童常用语种选择也会受到更多的关注,这背后涉及到的不仅仅是语种本身,也是与语种相关的文化竞争。
本次调查研究的限制因素比较多,空间上没有收集多个国家和社会的双语家庭样本,在时间维度上,本次调查研究主要集中在当前的基础教育阶段,未来的研究可以扩大样本选择范围,同时跟盯儿童的长期发展,把研究的时间维度扩大到孩子的整个语言发展阶段。
5. 结论
儿童时期确实是语言习得的关键时期,在儿童时期的孩子并没有强烈的接受和反抗意识,特别是在语言选择上,基本处于被动选择的状态。所以,客观环境因素比如学校、游戏、家庭等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常用语种的选择,久而久之,儿童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自己的常用语种。
此外,当父母在儿童成长过程中逐步确定了孩子未来的发展方向后,父母会根据孩子未来的规划有意识地创造语言环境,最常见的语言环境创造方法就是选择学校,这时候的儿童大部分都还处于被动选择语言的阶段,所以不会出现强烈的反抗意识,但会意识到母语之外的语言用起来不如母语流利。从这一点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双语家庭需要尽可能早地确定孩子未来的语言倾向,换言之,双语种家庭不要轻易地去强迫孩子转换常用语种。
相比较于环境因素,儿童的主观影响并不明显,只有个别的儿童会体现出对于语言的强烈兴趣,而且儿童并没有语言优势或者语言负担的区分能力,所以不会主动选择某一个语种或放弃某一个语种。
最后,儿童成长环境中影响其常用语种选择的因素还有很多,本次调查涉及到的因素并不全面,样本选择受到了非常多因素的限制,全面性和代表性不够强。但希望本次调查可以达成研究双语家庭儿童语言习得的启发性,使得未来能够有更多的研究可以开展,以便于形成更完善的双语家庭儿童语言习得的机制与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