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互联网的普及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网络环境为人们开展各种活动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媒介。与此同时，在网络空间中，许多传统的违法犯罪行为开始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例如网络欺凌，网络诈骗，网络暴力等。网络性骚扰现象是本研究关注的焦点。网络环境让性骚扰行为的内涵和形式都产生了新的变化，传统环境中面对面的性骚扰行为因此演变出了许多新的形式。与传统性骚扰相比，网络性骚扰行为可以利用互联网这个媒介匿名地、大范围地发生，给受害者造成了各种消极后果，尤其是那些缺乏足够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的女童和青少年群体更容易受到影响。为了应对这种现象，我国最高检察院曾经发布指导性案例，确立无身体接触的“隔空猥亵”行为也遵循线下犯罪的追诉原则，且应当认定构成猥亵儿童罪。这里的“隔空猥亵”行为指的就是犯罪分子以互联网为媒介，打着各种幌子，以诱骗、胁迫未成年人进行“裸聊”或发送“裸照”“裸体视频”等方式对未成年人进行猥亵的违法犯罪行为，这种行为看似是并没有实际的身体接触，但对受害者的人格尊严和心理健康都造成了严重的侵害。这类现象需要包括学术界、通信服务提供方，政府部门以及法律界等各方的共同关注和联合应对。

2. 技术促进的性暴力和网络性骚扰

2.1. 技术促进的性暴力

技术改变并扩大了性暴力的实施方式和途径 [1] 。性暴力指的是通过胁迫手段进行的任何性行为、为了获得性的尝试行为，不受欢迎的性评论或性挑逗，强迫某人进行性交易或者其他类似的行为等 [2] 。研究者注意到，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利用网络技术进行的性暴力和性骚扰的现象日益严重，并将这种现象命名为“技术促进的性暴力(technology-facilitated sexual violence, TFSV)” [3] [4] [5] 。技术促进的性暴力包含以下六种形式：(1) 未经同意创建和散播性图像(包括未经同意的性短信或“色情复仇”)；(2) 实际或者威胁要创建和散播性侵犯图像；(3) 使用网络通信技术促成的性侵犯；(4) 网络性骚扰和网络跟踪；(5) 基于性别的仇恨言论；(6) 虚拟强奸 [3] [4] [5] 。技术促进的性暴力是一种基于性别的暴力，不管是以上哪种形式，行为受害者更多的是女性，而行为实施者更多的是男性 [6] 。网络性骚扰是技术促进的性暴力范畴中一种严重程度稍轻的形式，但是发生的频率非常的高，并且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与传统的面对面性骚扰相比，网络性骚扰与其既有重叠的地方，也存在着一些新的特点 [7] 。

2.2. 性骚扰和网络性骚扰

传统的性骚扰被定义为不受欢迎的性挑逗，性要求以及其他具有性意味的身体或语言行为 [8] 。网络性骚扰则包涵一系列的行为，包括不受欢迎的性关注或性要求，基于图像的性骚扰，模拟强奸，强奸威胁，性胁迫，仇恨言论，网络跟踪等行为 [9] 。一种行为是否构成性骚扰取决于行为接收者对行为的感知，而不仅仅是行为本身，只要是让人感受到不舒适的涉及性方面的行为就构成了性骚扰 [10] 。有研究发现，性骚扰行为发生的环境(传统课堂环境vs.网络环境)和感知者的性别都会让人们对性骚扰行为产生不同的感知和评价 [11] 。也就是说人们会对发生在现实环境和网络环境中的疑似性骚扰的行为有不同的定义和评价，同时，男性和女性群体也会产生不同感知和评价。由此可见，将网络性骚扰和传统性骚扰区分开来，分别进行研究是具有现实和理论意义的。

网络性骚扰的一种典型的形式就是男性在未经请求的情况下向女性发送与性相关的图像，主要是自己的生殖器的图像，这种行为也被称为基于图像的性骚扰，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12] [13] 。也有研究者将这种未经同意利用技术向对方发送裸体或者性图像的行为命名为“网络闪光”(cyberflashing) [14] 。研究发现，男性发送生殖器图像最主要的动机是希望收到对方回复的图像作为回报，也就是说他们抱着一种公平交易的心态，并且发送者对图像接受者最常见的预期反应是性兴奋 [15] ；此外，那些有发送行为的男性比没有发送行为的男性持有更高水平的敌意性别歧视态度 [15] 。与之对应的是，男性在未经请求的情况下向女性发送自己的生殖器图像的行为也被女性接收者解读为一种性别歧视行为 [16] 。但是，另一项研究发现了不太一致的结果，在这项研究中，女性报告自己接受到性图像时会产生矛盾或消极的反应，但男性更多地报告自己发送图像是期待女性接受者产生消极的反应 [14] 。也就是说，男性发送性图像并不一定是关乎于“性”，也有可能是关乎于“骚扰”。与此一致的是，有研究发现，倾向于实施基于图像的性虐待行为(指未经他人同意，在网上创建、传播和/或威胁要传播他人的私密图像的行为)的男性具有独特的人格特质，即那些具有黑暗三联征人格(马基雅维利主义，精神病态，自恋)的群体具有更高的实施行为的倾向，并且道德推脱机制使得具有这类倾向的人更容易对受害者进行责备，从而在没有道德负担的情况下对他人实施基于图像的性虐待行为 [17] 。

有研究者通过内容分析，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编制了《网络性骚扰量表》(The Online Sexual Harassment Scale, OSHS)，确定了网络性骚扰的两种主要类型：性别骚扰和不受欢迎的性关注，后者是最为常见的网络性骚扰类型，女性报告的遭受网络性骚扰的水平显著高于男性，并且这两种类型的网络性骚扰都会给女性带来更大的负面情绪影响 [18] 。

3. 网络性骚扰的影响

尽管其他群体也可能成为目标对象，但网络性骚扰的主要受害者是女性和性少数群体 [6] [19] 。已有的研究包括了未成年女性和成年女性群体。网络性骚扰会给被骚扰者带来非常消极的情绪影响。在一项国外的调查研究中，80%的受访女大学生在过去的六个月内遭遇过网络性骚扰，且大多数受害者都遭遇过不止一次网络性骚扰，受害者面对网络性骚扰会产生愤怒、恐惧、仇恨、悲伤等负面情绪反应 [20] 。国内的一项问卷调查研究发现，遭受过网络性骚扰的女性在被调查群体中的占比高达71.0%，且远高于在男性群体中的比例(29.0%) [21] 。在一项瑞典的研究中，在被调查的7~9年级女学生群体中有1/3的人在网络上收到过不受欢迎的性请求，与那些没有过这种经历的女孩相比，遭受到网络性骚扰的女孩报告抑郁症状的可能性是前者的两倍，并且这种差异在男孩中并不存在 [22] 。一项澳大利亚的研究发现，34%和26%的受访者分别在通过社交媒体和手机遭受过性骚扰，使用约会软件的人种57%遭受过网络性骚扰 [23] 。另一项关注青少年群体的定性研究中发现了类似的结果，许多女性受访者都收到过未经请求的性信息、生殖器图像以及不受欢迎的性请求，并且她们在面对这种情形时大多缺乏来自父母的支持和帮助 [24] 。在Salerno-Ferraro等人的研究中，大多数女性都报告曾通过网络平台、社交媒体账户、电子邮件或者短信收过不恰当的性信息(84%)，性别歧视言论或评价(74%)，性引诱行为(70%)以及不受欢迎的性关注(64%)；并且这种收到来自陌生男性的性关注的遭遇从她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12~14岁)；大多数女性面对这种骚扰行为都产生了强烈的负面情绪反应，包括厌恶、恐惧、愤怒等 [25] 。在一项关注12~20岁的女性青少年群体的横断面调查中，遭受网络性骚扰与增加的焦虑以及抑郁症状存在显著相关，并且良好的同伴关系质量可以显著地减轻焦虑和抑郁症状，缓和心理健康问题，但是这种相关在男孩中并不存在 [26] 。还有研究发现，心理弹性在网络性骚扰经历和负面心理结果(即焦虑和抑郁)之间起着缓冲作用 [27] 。女性遭受到骚扰后主要产生消极情绪反应的结果在所有性取向的女性中都具有一致性，只有一小部分女性会产生积极或者矛盾的情绪反应，此外，与年长的女性相比，年轻的女性更多地产生了消极和矛盾的情绪反应 [28] 。除了情绪问题，网络性骚扰还可能会给青少年群体带来其他的消极后果，例如学业问题等 [29] 。此外，遭受到网络性骚扰还有可能影响女性的社会评价。在一项定性研究中，研究者发现，一方面，女性在社交媒体平台被未经请求的性图像轰炸这种现象将网络性骚扰行为正常化了，甚至被视为女孩受欢迎的符号和象征，但另一方面，由于性的双重标准，与男性可以将来自女性的性图像视为值得骄傲的社会货币不同，女性可能因为被他人知道自己接收到了来自异性的性图像而感到羞耻，并且研究者认为这种未经请求的、不受欢迎的性图像始终应该被试视为一种基于图像的性骚扰形式，而不是将其正常化为普通调情行为或者女孩受欢迎的标志 [30] 。另一项研究表明，男性在未经请求的情况下主动给女性发送性信息的行为更容易被女性感知为骚扰行为，会让女性接受者不舒服或感觉受到威胁 [31] 。

除了普通的社交媒体，网络电子游戏领域是网络性骚扰行为泛滥的另一个重灾区，对女性玩家无处不在的骚扰甚至使得很多女性玩家无法正常地参与到游戏中去。一项研究发现，敌意性别歧视和社会支配取向是网络视频游戏中性骚扰行为的有效预测因素，同时，黑暗三联征人格中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和精神病态以及玩家身份认同水平也预示着对女性玩家更高水平的性骚扰行为 [32] 。

4. 网络性骚扰的应对

2020年，《民法典》明确了性骚扰的概念、构成要件和法律责任，为后续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妇女权益保护法》的修改奠定了重要基础，性骚扰的防制和法律应对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果。但面对不断发展出新形式的网络性骚扰现象，现有的法律法规在应对时可能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和空白。我国研究者分析了我国网络性骚扰法律规制的现状后发现，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无法对网络性骚扰概念的明确界定，缺乏对网络性骚扰责任的明确规定，对网络性骚扰行为的举证责任没有做特殊规定，未来应该从以上几个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 [33] 。国外的法律研究者认为，对于这种基于图像的性骚扰和性虐待行为，在立法时，应该“基于同意”而不是“基于动机”，法律需要为骚扰行为受害者提供足够的补救措施，并且应该为教育行为和预防性行为提供恰当的基础性规范 [34] 。另一位研究者表示，在应对基于图像的性虐待行为(网络闪光)时，英国现有的法律是混乱且零碎的，具有很大的漏洞，只有非常极端的情况才有可能立案起诉，鉴于“网络闪光”行为的普遍性、有害程度以及与其他形式的性暴力行为的相似性，对于那些受害者来说，这样的法律可以说是失败的，因此，制定新的法条的罪名，将其视为一种性犯罪进行适当的处理和应对是至关重要的 [35] 。

除了法律法规，还有一些能为应对和防制网络性骚扰行为做出重要贡献的方面。在一项研究中，青少年受访者认为，社交网络服务提供商可以通过提供安全的环境和警告或制裁骚扰者，在减少网络性骚扰的影响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29]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应用程序来监控社交媒体平台上未成年人的对话文本并创建报警机制是一种可行的办法，可以有效地识别和防范网络性骚扰和性虐待 [36] 。对未成年人来说，学校、家长和网络安全教育者应该密切关注女孩们是否在线下和线上遭受到不同形式的性骚扰，进而保护其心理健康状况。忽视网络性骚扰的观点既普遍又具有很大的破坏性，网络性骚扰的有害性被否认，女性在沉默中忍受这一切，不得不掩盖自己的女性身份或者退出网络生活 [37] 。不管是成年女性和还是未成年女性，都应该在网络中具有不受骚扰和侵害的合法权益，社会各界应该提高对网络性骚扰以及技术促进的性暴力的关注程度和防范力度，建立更加健康和谐的网络环境，保护网络参与者的心理健康。

5. 结语

愈演愈烈的网络性骚扰现象严重影响着女性的正常网络参与和心理健康状况，为了避免被骚扰，一些女性不得不在互联网上隐藏自己女性身份，或者退出一些以男性群体为主的网络社群，尤其对于未成年女性来说，网络世界可以说是“充满危险的”。但如今人们的日常学习生活已经离不开互联网，因此，面对这种现象，各界需要提高重视，制定更加有利的防范措施和更加严厉的惩罚机制，同时加强宣传教育，大力遏制网络性骚扰现象，建立一个更加和谐健康的网络环境。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