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英国金融革命(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这一概念最早由英国历史学家P·G·M·迪克森(P. G. M. Dickson)发行于1967年的著作《英国金融革命：公债发展研究1688~1756》 [1] 中提出。英国金融革命发生于17世纪末 [2] ，其主要表现为1694年英国国家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的建立、公债体系的诞生以及后续发展、股份公司的发展、税收制度的变革以及伦敦金融城的形成等等。这场金融革命显著改变了英国政府筹集资金的能力，以至于英国的金融力量在这一进程中超越了其在欧洲大陆的宿敌，改变了英国的经济制度，使英国财政系统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的传统中走出来，并演变出了一套现代化的财政制度，对日不落帝国在后两个世纪的崛起和称霸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2. 背景
17世纪是一个风云突变的百年，科学革命出现于这个世纪，欧洲人的殖民征服也在这个世纪达到了新高潮，而在1954年，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又给这个世纪冠以“普遍危机”(General Crisis of the 17th Century)之名 [3] 。欧洲人的17世纪则被三十年战争、三次英荷战争、法荷战争等国际冲突的阴云所覆盖，其间还发生了英国革命这类无论在欧洲史还是世界史上都是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英国，一个正在积极地从欧洲事务的边缘走向中心的国家，在这一系列的政治变局中，遭遇了经济上的威胁，而这种经济威胁源自政治变局，其之处理方式是否得当将会左右英国在政治变局中的位置，源于战争与政治革命的金融革命便因此发生。
2.1. 荷兰之源
对于荷兰人来说，17世纪显然是他们的黄金时代。在16世纪下半叶的革命后，荷兰人脱离了西班牙人的统治并建立了联省共和国。早在这场长达八十年的独立战争中，荷兰人就已经依靠本土资本市场来筹集战争所需的经费(即便本土资本市场带来的资金并不比国外的援助和贷款多)，而他们最开始是通过货币贬值或者没收天主教会资产等方式来缓解战争经费不足的问题，但是这并非长久之计，于是，发行公债成为了筹集资金的主要渠道。起初，大部分公债属于短期债券，进入17世纪后，长期债券在公债中的比例才开始上升。短期债券因其无需缴纳交易税以及融资成本低等优点而比长期债券拥有明显更高的流通量。而归因于荷兰资本市场与社会管理制度的紧密联系，革命时期荷兰的投资机构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此外，由于欧洲金融中心安特卫普被荷兰封锁，大量来自于此的商人涌入阿姆斯特丹，从而促进了阿姆斯特丹金融和贸易的发展，作为新金融中心的阿姆斯特丹，反过来为荷兰公债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公债给荷兰军队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支持，并助力了荷兰走向八十年战争的最终胜利。1648年，在《明斯特和约》中，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四世正式承认荷兰的独立。倚靠其卓越的金融制度和贸易体系，荷兰从一个人少地小的国家成为了一个被世人称为“海上马车夫”的商业帝国 [4] 。
从17世纪到18世纪，英国在国内外政治剧变的面前，同样遭遇了财政方面的困扰。早在英国内战之前，托马斯·孟(Thomas Mun)和爱德华·米塞尔登(Edward Misselden)等英国经济学家就已经对英国的财政问题展开过讨论，他们一致认为，英国在这方面的模板正是其头号商业宿敌荷兰 [1] 。
2.2. 政治变革与战争阴云
在近代早期，各国君主和政府在战争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并非军事上的战略问题，而是财政上的筹资问题。光荣革命之后，英国进入了中世纪以来最长的战争期，并深深陷入到与法国争霸的泥潭之中，此时的国家已然成为最大的借款人与消费者，同时也变成了最大的单一雇主。英国的军事开支在此背景下飞速上升，国家财政支出因而不断扩大，最终导致英国俨然变为了一个财政–军事国家(fiscal-military state)。英国如果想要在这种拉锯式的长期战争中取得最终胜利，那么就必须要获得富足的财政支持。对于一个18世纪的国家来说，可以通过这么几种方式来增加财政收入，比如出售国有土地或者王家土地，或者使货币贬值，又或者出售公职。这些看似多样的手段，对于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都是不可行的，留给英国政府的选择仅限于征收税负和自由公债 [5] 。历史学界普遍认为，刺激英国金融革命的核心军事因素即是奥格斯堡同盟战争(1688~1697) [6] 。在这场战争中，刚刚即位的英王威廉三世的目的是保护自己脆弱的王位，并且限制路易十四统治下日益鼎盛的法国。而议会在罢黜天主教旧王詹姆斯二世之后，留给“海外国王”威廉三世的是一个不稳定且受到限制的王权，国王的财政权也在1689年的《权利法案》被再次否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发行义务公债和提高税率的手段都是不可行的。但是这一不利于王权的政治性变化，使议会能够完全掌控了国家的财政事务，其限制了王权单独操控税收的行为与能力，也使财政资金受到了议会的监管，有助于避免财政危机。在政治制度的变革之下，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辉格党得势之后，为了使政府财政收入满足战争的巨大开支需求，并力图改善英国经济状况，议会效法荷兰金融革命而实施了一系列财政金融改革措施，例如实施国债制度、建立英格兰银行等等，并由此建立起了英国的近代金融体系。
3. 金融革命的开端：英格兰银行的建立
3.1. 生于财政危机的英格兰银行
光荣革命之后英国所参与的一系列战争(尤其是奥格斯堡同盟战争)使英国政府负债累累，财政系统面临着随时崩溃的危险，而且财政支出中有三分之一的资金是通过借款来获得，那么只有构建一个灵活健康的金融市场才能持续为国库筹得更多的借款。1691年，一位叫做威廉·帕特森(William Paterson)的苏格兰商人在目睹了荷兰人的银行之后写下了一本叫做《英格兰银行简述》(A Brief Account of the Intended Bank of Enland)的小册子，他在这本小册子中表达了关于建立英格兰银行的构想 [7] ，最终在辉格党政治家查尔斯·蒙塔古(Charles Montagu)的协助下，议会通过相关法案，英格兰银行于1694年正式成立。根据参与银行创立的金融家与政府达成的协议，金融家们承诺向政府提供120万英镑年利率为8%的贷款。作为回报，政府授权银行开展存贷款业务并发行货币和股票。英格兰银行通过筹集资金向政府贷款，在初期对财政危机起到了显著的缓解作用。起初，人们只是把英格兰银行当作一个救急的临时性机构，并没有打算使其长期存在。进入18世纪之后，英国持续性地卷入欧洲战争中，而在1715年，英格兰银行又被授权接管政府国债。在内外因素的双重推动下，英格兰银行成为了一个永久性机构。
3.2. 国债制度的实施
此外，国债制度的实施也是英国金融革命的一个重要表现。英国的国债分成短期国债和长期国债。短期国债的主要形式是短期国库券，其诞生之初是用于市场流通的，不过随着战争压力的增加，其功能演变为了政府短期借款。1707年起，英格兰银行对短期国库券的流通和兑换进行可观的补贴，使得短期国库券的信用变得更好，而又因为短期国库券有着利息高且可转让的优点，短期国库券受到了市场的广泛欢迎，为英国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坚实的财政保障。但是，短期国债并非长久之计，因为其成本更高而且短期还本付息的压力很大。因此，长期国债逐渐为英国政府采用，长期国债的特点在于其无需每年偿还本金，而是每年仅支付较短期国债低的利息，这显然缓解了政府的还款压力。而长期国债的发行同样有英格兰银行作为担保，同样也可以自由转让。既然长期国债能每年都带来稳定的收入，而且又有良好的政府信用保障，那么对于债权人来说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长期国债逐渐取代了短期国债，成为了在借贷双方都受到欢迎的国债形式。
国债带来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对争霸战争的支持，英国国内市场在投资国债的同时，造就了国内的金融繁荣，从中也产生了一大批中产阶级，推动英国国家经济的发展以至于英国在18世纪崛起成日不落帝国 [8] 。至于英格兰银行，其不仅为政府和军队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同时还参与到了国债的发行管理之中，对国债制度的发展起到了有利作用。由英格兰银行所引领的银行业发展以及现代银行体系的构建同样极大地推动了英国金融市场的繁荣和国家经济的发展。
4. “金融革命”的强化
4.1. 伦敦金融城的诞生与股份公司、股市的发展
英国金融革命在地理层面存在着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伦敦金融城的诞生。伦敦金融城坐落于泰晤士河畔，其范围等同于伦敦市(Cityof London)，左侧便是英国政治中心威斯敏斯特市(Cityof Westminster)，拥有得天独厚的政治、地理条件。早在英格兰银行建立前一百余年，于此地建立的皇家交易所(Royal Exchange，成立于1565年)就已经吸引了大批商人聚集于此。到了17世纪和18世纪的战争年代，得益于英格兰银行在此建立和英格兰银行负责的国债发行、存贷款等业务，伦敦金融城正式形成。伦敦金融城成长于英国金融革命而又成为了英国金融革命的中心，在17世纪末，伦敦金融城内的股份公司数量大幅上涨，从而形成在伦敦金融城形成了一个繁荣的股市。17世纪90年代后，皇家交易所和周围的咖啡馆成为了伦敦金融活动的核心地带，伦敦金融城的股市交易次数、规模和交易资本数额都出现了飞升式的上涨，重商主义的商业传统使英国各阶层民众争先恐后地跻身于这场金融革命带来的股市热之中。股份公司和股市的繁荣给彼时英国带来的是，伦敦最终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伦敦金融城里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便是18世纪英国金融力量后来居上的一个缩影。而在那些股份公司中，有着东印度公司、哈德逊湾公司、皇家非洲公司和南海公司等著名的经营海外殖民贸易业务的特许公司，它们是伦敦金融城的主角 [9] ，而那里活跃的交易活动为这些公司注入了大量的资本，助力了这些公司在海外的殖民贸易活动，为英国海外殖民帝国的建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4.2. 税制改革
税收对于所有18世纪的欧洲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棘手的难题，一旦税收体系存在明显的不当之处，便会激起民众的反抗，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便是活生生的例子。对于英国来说，仅仅靠国债来支持本国财政是不可行的。年复一年的战争使英国政府承受了沉重的债务负担，而同期的税收甚至是为了支付国债利息而存在的。英国政府解决此问题的对策是建立一套混合税制，改革主要涉及地产税和消费税。实际上，在18世纪，英国人的税负并不比法国人要少，之所以世纪末在法国发生全民革命的同时，英国的政权却平安无恙，是因为英国新税制平等对待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首先，在漫长的18世纪中，英国只存在一种直接税，即地产税，这种税的纳税人便是英国富有的贵族们，地产税的实施给予了英国财政巨大的支持。而后来因为地产税的加重引起了贵族的不满，同时，在商业时代的潮流中，英国人民的消费能力在增长，为了协调阶级利益并改善税收体系，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的辉格党政府开始征收消费税。由于消费税是一种与财产、收入等因素无关的累退税，具有普遍性，所以在其推行之初曾遭到中下层民众的抗议，而经过数十年的妥协调整后，消费税的制度逐渐趋于稳定。基于18世纪海外贸易发展、商品种类增加、奢侈风气盛行的消费革命的背景，消费税最终成为了英国最主要的税收来源。综上，英国的税制改革在带来巨量的财政收入的同时，还依旧能稳定英国的社会秩序和保证政权安全。
5. 结语
从其本身的经济意义上来看，英国金融革命填补了英国中央银行的空缺，英格兰银行的建立意味着英国现代银行体系的出现 [10] ，英格兰银行在全国银行业发展、国债制度实施、英镑崛起的进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在英国金融革命中，英国股市的爆发性发展对英国资本市场的现代化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其中股市监管制度的进步还促进了金融制度的现代化。而18世纪的英国税制改革以一种充满渐进主义色彩的思维在力求免遭革命厄运的同时完善了英国的财政体系。
英国金融革命之后，英国民众对这场革命的态度如同未来维多利亚时代盛期那些反工业革命的人们一样，他们持着一种质疑的态度，认为金融革命并非出于经济目的，而是首先从政治方面的考量出发的。事实上，这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金融革命就是一场源自政治的经济革命，更准确的说，是源自战争的需要。从这一源头来看，也就从政治意义上来看，金融革命的成功，从经济层面上推动了英国从旧社会转型到现代社会，其助力了英国海外殖民帝国的构建和世界霸权在19世纪中叶的最终确立，为不列颠治世的出现奠定了经济基础，深刻地影响了英国乃至全球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