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提出的重要内容。但什么是幸福感？有的人坐拥豪宅、宝马，过着别人眼中幸福的生活，可是他每天却愁容满面；有的人衣着朴素，三尺小院，每天却露着幸福的笑容。因此外在的他人评价与物质条件并不是评判个体幸福与否的主要标准，个体的幸福感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研究中经常使用主观幸福感来探究人们的幸福水平。主观幸福感是(Subjective Well-Being, SWB)指人们对自己生活的一种主观评价与体验，主要包括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三个维度。主观幸福感更关注人们内在的体验与感受。有研究表明，相较于高主观幸福感个体，低主观幸福感个体更缺乏耐心，更冲动(杨鑫蔚，何贵兵，2015)。因此，低主观幸福感个体在面临即时与延迟选项中，可能会倾向于选择即时选项。
跨期选择(Intertemporal Choice)是个体对不同时间节点的成本与收益进行权衡后做出的选择，例如个体需要在“今天获得30元，一个月后获得100元”中做出选择；又如面对一笔资金，我们是选择当下消费掉去购物，还是存起来作为以后的储备基金，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面临的跨期选择。跨期选择中存在“符号效应”——获益情境的延迟折扣率高于损失情境，即相较于损失情境，获益情境下个体更偏向于即时选项。近些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又提出了“反符号效应”——也就是说个体在损失情境下的延迟折扣率要高于获益情境，即在损失情境下个体更加倾向于即时得到的选项(庄锦英等，2017；裴颖颖等，2019)。在跨期选择研究领域存在着“符号效应”和“反符号效应”的争议，目前尚未有统一的结论。本研究将会探讨获益和损失情境下个体的跨期选择是怎样，以为争议提供进一步的判断依据。获益情境中，大而延迟的获益选项具有得不到的风险，含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个体为了规避风险会选择小而即时的获益选项；任何损失都会给个体带来痛苦，而个体对于痛苦大多是选择逃避的，因此可能为了躲避当下损失带来的痛苦同时给予自己更多的心理建设时间，会选择大而延迟的损失选项。
杨鑫蔚，何贵兵(2015)探究主观幸福感对跨期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高主观幸福感个体更倾向于延迟收益。但是该研究仅探讨了获益情境下不同主观幸福感个体其跨期选择间是否存在差异，并没有探讨在损失情境下，个体的跨期选择是怎样的。因此，本研究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个体在损失情境下的跨期选择是怎样进行的。损失情境下，个体都想将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因此可能会倾向于选择小而即时的损失选项。基于上述论述，提出以下假设：
1)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跨期选择衡量指标延迟折扣率呈显著负相关；
2) 低主观幸福感大学生的延迟折扣率显著大于高主观幸福感大学生；
3) 获益情境下的延迟折扣率显著大于损失情境；
4) 获益情境下，低主观幸福感大学生的延迟折扣率显著大于高主观幸福感，损失情境下高、低主观幸福感大学生的延迟折扣率不存在显著差异。
2. 研究方法
(一) 被试
从天津某大学随机选取240名大学生参与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233份，有效回收率97.1%。其中男生100人，女生133人。一年级70人，二年级65人，三年级48人，四年级50人。
(二) 实验材料
1) 总体幸福感量表(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 GWB) (段建华，1996)
该量表由美国国立统计中心制定，本研究使用国内学者段建华(1996)对该量表修订后的版本。段建华将量表的第一个到第十八个项目对被试进行测量，结果显示每个项目得分与总分的相关在0.48~0.78之间，每个分量表与总量表的相关在0.56~0.88之间。内部一致性系数男性为0.91，女性0.95。其中第1、3、6、7、9、11、13、15、16为反向计分题目。量表总得分越大，主观幸福感越高。
2) 跨期选择问卷(Intertemporal Choice Task Questionnaire, TCTQ) (陈海贤，何贵兵，2011)
该问卷由陈海贤，何贵兵(2011)编制，共有19个题目，每个题目包含A、B两个选项，要求被试在这两个选项中做出选择。A选项是即时获得的金额，金额数目从50元开始依次递增至950元，依次增加50元。B选项是延迟180天后获得的金额，金额固定为1000元。如第一题“A. 现在得到50元；B. 6个月后得到1000元”，第二题“A. 现在得到100元；B. 6个月后得到1000元”。把被试首次选择A选项的选项金额与上一个题目A选项的选项金额进行平均，得到的平均值作为跨期选择中被试的主观值。跨期选择指标选用延迟折扣率K值，使用公式V = A/(1 + KD)进行计算，其中V是主观值，A为延迟奖赏金额，D为延迟天数。K值越大，意味着随着延迟时间的增多，延迟奖赏在个体心目中的折扣也越大，因此个体越倾向于选择即时获得的选项。
该问卷也存在损失情境下。与获益情境问卷基本相同，只是将所有的“获益”改为“赔偿”，并且A选项第一题从950元开始递减，每次减少50元。如第一题“A. 现在赔偿950元；B. 6个月后赔偿1000元”，第二题“A. 现在赔偿900元；B. 6个月后赔偿1000元”，依此类推。
(三) 实验程序和设计
分为两个研究。研究一使用总体幸福感量表和跨期选择问卷对233名大学生被试进行施测，将数据做相关分析探究主观幸福感与跨期选择之间的相关关系。
研究二将总体幸福感量表总得分由高到低排序，以量表总得分的前后15%作为筛选标准，共筛选出高主观幸福感被试34人，低主观幸福感被试32人。其中高主观幸福感组均值90.15 ± 5.53，低主观幸福感均值61.25 ± 7.55，高主观幸福感组均值显著高于低主观幸福感组均值(t = 17.82, p < 0.001)，分组有效。使用跨期选择损失情境问卷对筛选出的高低主观幸福感被试进行施测。研究采用2 (主观幸福感：高主观幸福感组、低主观幸福感组) × 2 (情境：获益情境、损失情境)混合实验设计，主观幸福感为被试间变量，情境为被试内变量。因变量为延迟折扣率K值。
(四) 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SPSS20.0对问卷数据进行录入，使用皮尔逊积差相关、一元线性回归和重复测量方差进行分析。
3. 结果
(一)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跨期选择的相关关系
1)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跨期选择的相关分析
将主观幸福感与跨期选择的延迟折扣率K值做皮尔逊积差相关。结果表明主观幸福感与跨期选择的K值呈显著负相关，r = −0.137，p = 0.037。即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K值越小，个体越倾向于延迟选项。
2)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对跨期选择的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基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跨期选择存在显著负相关，进一步探讨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水平对跨期选择的预测作用。以主观幸福感为预测变量，跨期选择的延迟折扣率K值为因变量，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见表1。
Table 1. The result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from subjective well-being to intertemporal choice
表1.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对跨期选择的回归分析结果
表1显示，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对其跨期选择有显著的负向预测，β = −0.137，p = 0.037，R2 = 0.019。
(二)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对跨期选择的影响
对高、低主观幸福感组在获益、损失情境下的延迟折扣率K值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见表2。
Table 2. The desciptive statistics of K among different subjective well-being individuals in the gain and loss situations (n = 66)
表2. 不同主观幸福感组在获益、损失情境下的K值(n = 66)
进行2 (被试类型：高主观幸福感、低主观幸福感) × 2 (情境：获益、损失)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见表3。
Table 3. The ANOVA of repeated measure of K among different subjective well-being individuals in the gain and loss situations (n = 66)
表3. 高低主观幸福感组在获益、损失情境下K值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表(n = 66)
表3显示，主观幸福感主效应显著，F(1, 64) = 5.396，p = 0.023，Ƞ2 = 0.078，低主观幸福感组的延迟折扣率显著大于高主观幸福感组；情境主效应显著，F(1, 64) = 4.338，p = 0.041，Ƞ2 = 0.063，获益情境下的延迟折扣率显著大于损失情境；主观幸福感和情境交互作用边缘显著，F(1, 64) = 3.752，p = 0.057，Ƞ2 = 0.055。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表明，获益情境下，低主观幸福感组的延迟折扣率K值显著大于高主观幸福感组，F(1, 64) = 4.589，p = 0.036；损失情境下，高、低主观幸福感组的延迟折扣率K值不存在显著差异，F(1, 64) = 1.876，p = 0.176。
4. 讨论
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跨期选择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跨期选择指标延迟折扣率K值呈显著负相关，即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K值越小，个体越倾向于延迟选项，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1。这是因为高主观幸福感大学生更具有耐心(张陆，佐斌，2007)，面对金额较小但即时得到与金额较大但延迟得到的选项时，对金额较大的延迟选项更愿意等待；而低主观幸福感大学生更冲动，更倾向于选择金额较小但即时得到的选项。另外，杨鑫蔚等(2015)研究结果发现，低主观幸福感个体具有较强的自我增强需求。因此在面临金额较小但即时得到与金额较大但延迟得到的选项时，为了快速满足自我增强需求提升自我价值感，更倾向于选择即时得到的选项。
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和跨期选择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以延迟折扣率为因变量。低主观幸福感大学生的延迟折扣率显著大于高主观幸福感大学生，即低主观幸福感大学生更倾向于即时选项，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2。可以从主观幸福感维度着手进行解释。主观幸福感包括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三个维度。王鹏和刘永芳(2009)研究表明积极愉悦情绪可以使个体时间距离敏感度降低，即使延迟较长的时间，个体对延迟选项的折扣率较小，因此更倾向于选择延迟选项；消极悲伤情绪则会使个体时间距离敏感度降低，因此时间延迟时，对延迟选项的折扣率变大，更倾向于选择即时选项。Carter (2011)研究发现，积极情绪会使个体在判断时更加理智，关注长远利益。所以，低主观幸福感个体含有较高的消极情绪、较低的积极情绪，更倾向于即时选项。另外，杨鑫蔚等(2015)从动机角度探究了主观幸福感对跨期选择的影响，认为低主观幸福感个体有较强的自我增强需求，这种需求的满足可以提升幸福感。因此在面临金额较小但即时得到与金额较大但延迟得到的选项时，为了满足自我增强需求，低主观幸福感个体会倾向于选择小而即时的选项。
获益情境下的延迟折扣率显著大于损失情境，即获益情境更倾向于即时选项，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3。获益情境下，延迟一段时间的收益选项具有得不到的风险，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根据“前景理论”，个体对于获益是“风险规避”的。因此获益情境个体更倾向于即时获益。而在损失情境下，损失会给个体带来痛苦，任何人对于痛苦都是回避的。所以为了回避当下即时损失带来的痛苦，同时也为接受损失进行心理建设，个体可能会倾向于选择金额较大但延迟的损失选项。本研究结论与“符号效应”一致。但也有学者研究结果支持“反符号效应”(裴颖颖等，2019；倪亚琨，2016；梁竹苑，刘欢，2011)。对于存在的结论差异，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是被试选取的不同。被试选取于不同地区、大学，地域文化、学校氛围可能使其看法与观点不一致，进而导致研究结论的差异；二是跨期选择测量的形式不同。本研究采用跨期选择问卷对被试进行施测，也有研究选取计算机呈现跨期选择认为对被试进行施测。个体在面对纸质与计算机进行作答时，其情绪和心理状态可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也会导致研究结果存在差异。
主观幸福感与情境交互作用显著，获益情境下低主观幸福感组的延迟折扣率显著大于高主观幸福感组，即高主观幸福感组倾向于金额较大且延迟获得的选项；损失情境下，高低主观幸福感组延迟折扣率不存在显著差异，均倾向于损失金额大且延迟的选项，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4。获益情境下，高主观幸福感个体倾向于大而延迟的选项，高主观幸福感个体自我增强需求较弱，不会急于满足自我增强需求，因此在面对小而即时和大而延迟的选项时，倾向于选择大而延迟的选项，这与杨鑫蔚，何贵兵(2015)研究结果一致。损失情境下，无论是高主观幸福感还是低主观幸福感个体，都难以接受即时损失带来的痛苦感，因此会选择延迟损失选项来逃避当下损失带来的痛苦感。
研究对主观幸福感与跨期选择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揭示了不同主观幸福感个体是怎样进行跨期选择，从而使人们在决策时可以更好的了解自己做出更加理性的决策。
5. 结论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跨期选择衡量指标延迟折扣率呈显著负相关。获益情境下的延迟折扣率大于损失情境，支持“符号效应”。获益情境下，低主观幸福感大学生更倾向于即时选项，高主观幸福感大学生倾向于延迟选项。损失情境下，高、低主观幸福感个体均倾向于损失金额大且延迟的选项。
基金项目
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损益情境下主观幸福感对跨期选择的影响”(2019YJSS195)。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