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女性观是文化意识层面对女性这一群体的看法，根据时期、地域、人物的不同，会对女性形成不同的看法和认识。因而，女性观有着极为复杂的意蕴。有学者指出，“对女性观的研究通常都遵循一种以现代眼光看待历史的方法，这种史观造成的后果往往是对历史的片面理解。但如果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考察的话，就更容易挖掘出其背后的内在原因从而获得客观且恰当的评价” [1] 。作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亚里士多德对后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而其中他对于女性这一群体的看法尚且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补充。因而，本文从古希腊的历史语境出发，探究亚里士多德对于女性的认识，探究形成如此这般女性观的原因，以便能从文化源头中更详实地把握女性的处境。历史上的众多哲学家在表达出自己对于女性的厌恶和歧视的时候，都会以类似的方式进行说明，这种方式就是女性之所以要服从于男性，女性之所以要劣等于男性，那是因为男女之间天然地存在着不同，男人是理性的、有逻辑的、有充足智慧的，而女人则具有混乱的情感，无法控制的性欲等。这些品性都是天生的，而天生如此的品性决定了男人对女人的统治地位，女人对男人的服从地位。亚里士多德对于女性的解读也是遵循这一模式，对于女性处境的把握是离不开同属于人类的另一个群体——男性的对比的，因而，亚里士多德对于女性的看法的说明也都是以男性作为参照和比对的。故而，本文在分析亚氏的女性观时，亦往往掺杂着大量的对男性的认识和处境的阐释，一来这是亚氏本身理论的特征，二来以便能够更清楚地说明亚氏对女性的认识这一问题。
有关男女两性差异的争论是长久以来都存在的，争论的双方探讨的问题是男女两性的差异来源是出自生物性还是出自灵魂，本文首先对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的源头在于二者灵魂上的差异这一观点进行了辩护，接着从具体的方面来探讨亚氏眼中的女性的处境，主要包括在家庭、城邦中扮演的角色，在结婚年龄、节制欲望以及和朋友的相处等方面。
2. 歧视女性的源头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男女两性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差异，他表达出了男性的地位远远高于女性的看法，他主张，“男女之间的永恒的关系就像政治家与受其统治者的关系一样。”( [2] p. 31)从这句总结性的句子当中，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亚里士多德对于男人的认可，以及对于女性的贬低。亚里士多德对于为何男女之间的差异如此巨大的原因，他似乎认为是“天生的”，天生如此，关于对天生一词的理解，学界主要有两种主流的看法，一种是认为男女两性的差异在于生物性上的，另一种是认为男女两性差异在于灵魂。本文支持的立场是后者，主张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女性之所以是处于受统治的服从地位，原因在于女性的灵魂是劣于男性的。
2.1. 生物系方面：有缺陷的身体
关于第一种看法，支持者的主要文本证据是亚里士多德在《论动物生成》和《政治学》中的论述。在《女性主义》一书中，李银河写道“亚里士多德的生理学认为：男性高于女性，女性是男性有缺陷的、发展不完备的形态。”( [3] p. 13)亚里士多德是以男性身体为标准，在男性“完美”的身体的对照之下，认为女人的身体就是有缺陷的、残缺的、充满着不足的，“松软的肉体、游荡的子宫和有缺陷的经血是女性身体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说明女性的身体有缺”( [4] p. 5)。他在生物性上对男女差异的描述主要集中在天然体格和繁衍这两个方面。
关于天然体格方面，亚里士多德主张，“在体格上雌性同雄性相比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5] p. 236)并且认为，在自然中，能够见到的雌强雄弱是非常反常的少数情况。雌性在物理上、体力上远远不如男性，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这是生理上的差异，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问题在于，亚里士多德不能根据这种生物上女性的弱势就得出在统治地位上女性要服从的结论，这种直接由生物上的根源来得出现实处境下的地位，显然是极其朴素粗糙，且没有逻辑上的说服力。
关于繁衍方面，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的繁衍和动物的繁衍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对于动物来说，动物交配的目的是繁殖，而人类的结合不仅是为了生育，“他们要互相帮助，把自己所固有的特长投入共同事业中去。”( [6] p. 182)亚里士多德在表明人类当中男女的结合除了要生儿育女即繁衍后代之外，还是为了生活的其他的需要的，男女应当相互帮助，虽然各有所长、各有自己的德性，但理应在公共事业当中去发挥自己的德行，因为这将会一切使得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好。此处，他强调了人们应该各司其职，各守其位，都要发挥属于自己本性上的德性，但问题就在于，亚里士多德对于男女德性的看法。他主张，在繁衍这件事上，女性的作用是次要的，真正起作用的是男性。亚里士多德对于男女结合后产生的生成物上的区别给出了具体的说明，“雄性给生成提供了精液，雌性由于某种无能，即雌性因冷的本性不能将最终形态的营养整合为精液，因而只给生成提供某种构成月经的质料。”( [5] p. 239)此处，他认为雌性给生成物提供内容是由于无能和缺陷，提供了不如雄性所提供的内容。因此，他总结道：“雄性是主动者和运动者，而雌性则是被动者和被运动者”( [5] p. 242)。很容易看出，他对于男女结合进行人口再生产时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和男性相比，女性是不足的、缺陷的、无能的，是处于被动的地位的。以上是亚里士多德给出的男女两性的差异在生物性上的说明。
这里本文想要提醒的是，亚里士多德对于男女德性的差异不仅体现在繁衍一事上，他有对德性做过具体的论述，他认为男性和女性的节制和勇敢是截然不同的，“一个男人的勇敢如果仅仅和一个女人的勇敢的一样的，人们就会认为这个男人是一个懦夫；相反，如果一个女人在端庄方面不及一个善良的男人，就会被认为是有伤谦逊之德的。”( [2] pp. 100-101)他希望男人和女人能够各自做到属于自己性别的德性，不要超出这个界限去做其他性别的德性，否则就会成为懦夫或者是有伤谦逊。关于男女两性在勇敢这一德性上亦有不同的表现要求，前者的勇敢体现在发号施令众，后者的勇敢体现在服从众。关于对女性的沉默的要求还体现在他受到伯里克利的影响上，公元前五世纪，在一次阵亡将士们的葬礼上，伯里克利发表演讲说，“妇女的最伟大的荣耀就是极少成为男人们的谈资，不论他们谈论你们的优点还是缺点。”( [7] p. 103)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女性最好不被注意到，最好是无声的、内敛的，换言之，最好是隐藏的、消失的。
因而，很多学者都会支持男女的差异源头在于生物性，但是，仍有一批学者认为，男女两性的差异源头在于灵魂。
2.2. 灵魂方面：无权威的审辨能力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男人和女人之间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是男女在灵魂上的不同。在《政治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虽然灵魂的各部分存在于所有人中，但所存在的程度不同。奴隶根本不具有审辨的能力，妇女具有，但无权威，儿童具有，但不成熟。”( [2] p. 34)亚里士多德认为，妇女具有审辨的能力，但是没有权威，这是在灵魂层面上，亚里士多德对女性的界定，此处，亚里士多德流露出的看法是，和男性的审辨能力相比，女性是无权威的，对女性的歧视和贬低可以被很容易地注意到。本文想做出提醒的是，此处有涉及到妇女和奴隶的一些对比，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审辨的能力。在政治领域层面的位置，亚里士多德将妇女放置在男性和奴隶之间，妇女绝不享有和男性平等的、同样的政治地位。这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一个重要分歧。在柏拉图那里，国家是数个家庭的结合，是扩大了的家庭，家庭成员之间的平等位置在扩大了的家庭当中依然是保持不变的。然而，在亚里士多德这里，男性、妇女、奴隶和儿童的处境被按照审辨的能力的大小给排了一个顺序。乔治·霍兰·萨拜指出，“亚里士多德显然认为妇女性格方面和男人大不一样，以致不能处于和男人所特有的平等地位，而只有这种平等地位才允许有政治关系”( [8] pp. 39-44)。男女两性的统治地位和被统治地位映射到灵魂的性质上，亦会造成灵魂的不同。灵魂当中有主导和服从两种要素，符合统治者的德性是理智，而符合被统治者的德性是非理智。“每一德行，例如节制，男女所持有的程度却并不相同，就勇毅和正义而说也是这样”( [2] p. 31)，若男性和女性的勇毅一样，则这位男性就会被辱骂为懦夫。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实际上是在自己的社会政治模式中建立妇女的地位，把男人对女人的统治合理化和永恒化”( [9] pp. 39-44)。
此外，本文想要提醒的是，虽然有部分学者为亚里士多德对女性在生育这件事上持肯定态度来为他对女性的肯定态度作辩护，但是本文认为如此这般的辩护是难以成立的。他们辩护的文本证据是在《尼各马克伦理学》中，当亚里士多德谈到，相比人们不费力气就得到的钱，人们会更加珍惜那些辛苦努力得来的钱时，进而指出，“正因为如此，所以母亲更加疼爱孩子，因为生育的辛苦更大。母亲更有权说孩子是自己的。”( [6] pp. 198-199)在此处，亚里士多德对于母亲在生育孩子这件事情上的辛苦付出是给予了肯定的，并且也承认正是因为母亲在生育上的辛苦，才更有权说孩子属于自己，显然是赋予了母亲对孩子的所有的一种承认，并且是对母亲更有资格更有权力将孩子归为自己给予了认可。本文认为，即便是在灵魂上，亚里士多德对于女性的理性能力亦是给予了认可的，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之下，他也并没有否认女性的理性能力，本文主张，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认为亚里士多德不可以逻辑一致地同时持有以下两个看法：从自然地位或政治地位的角度来看，男性地位高于女性；从施恩者的角度来看，女性在生育中更辛苦，因而更有权说孩子是自己的。
探讨完女性低于男性的源头之后，本文接下来从具体的方面来论述在亚里士多德的体系中，他对女性的认识。
3. 在具体方面对女性的贬低
3.1. 家庭中完成家务劳动能增加德性
亚里士多德对于女性活动范围的划分是家庭，他对什么是好女人做出了规定，他认为一个好的女人应该在在家庭当中，根据规则处理好家庭当中的一切事务，不能在丈夫不知情的情况下让他人进入家中。他认为，做家务会有利于女性的德性的增加，在家务劳动中的付出都会使得女性的灵魂得到升华。对于家庭之中的家务管理，亚里士多德指出了三部分，分别是“主人对奴隶的管理”、“父权的运用”和“夫权的运用”。这三部分分别反映的是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对于后两种权力的运用而言，作用的对象都是妇女。男人在家庭中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呢？对于这一问题，亚里士多德做出的回答是，男人扮演的是统治者的角色，自然，被统治的就是妻子和儿女，但统治的方式是有所不同的，对前者是共和式的，对后者是君主式的。共和式意味着公民们是轮番执政，执政的人对那些服从统治的人会在姿态和语言等方面摆出姿态。
3.2. 城邦里绝对的服从者
亚里士多德对两部分群体均做出了要求，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服从者，都要具备所属角色的德性，才能使得理想政体被很好地治理。著名学者裔昭印指出，古希腊时期对于公民身份的界定为是否具有议事和审判的能力，“奴隶完全不具备思虑(审议)机能；妇女确实具有这一部分但并不充分”( [10] p. 28)。显然，奴隶被完全排除在民主世界之外，妇女虽然能进入，但却被认为只掌握了不充分的议事和审判的能力，真正完全的、彻底的、充分的、实在的议事和审判和能力在男性那里是都具备的。对于公共事业、民主商议这件事，妇女并不具备和男性一样的地位，和男性相比，妇女参与政治的空间被压缩了，因为她们被认为能力不足。除了妇女本身参与城邦的能力被指认为不足之外，亚里士多德对于妇女参与公共事业的影响亦做出了说明，认为“妇女的放肆有害于全邦公众的幸福”( [10] p. 83)。
亚里士多德以斯巴达为例，指出了斯巴达对于女性的忽视所导致的恶果，“不仅直接养成她们的放逸习性而使全邦的政治结构陷于失调，而且又间接培育了贪婪这一恶德”( [10] p. 85)。亚里士多德对城邦的组成和家庭的组成进行了对照，认为二者都是由男人和女人组成，他特别要求好好地规划妇女的地位以保证城邦的有序治理。家庭和城邦都是由相等比例的男女组成，“如果妇女的地位未经好好规划，必定就有一般公民失去法度了。”( [2] p. 70)
3.3. 过于年轻的结婚年龄
在男女的结婚年龄上，从亚里士多德对男女的看法中，亦能发现他对于妇女的歧视。他认为，“妇女们应该在18岁出家，而男子们的成婚年龄应该在37岁前后。”( [2] p. 324)人们不禁要问男女年龄差别如此之巨大，亚里士多德是出于什么考量才这样认为的呢？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明确地表明了他规定结婚年龄的原因：“为了使将来的公民有一个良好的体制，规定结婚年龄就成了第一要务”( [2] p. 323)。关于婚姻方面的法规，他详细地考虑了以下三点，其一，夫妻可以共同生活多久。其二，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年龄差距问题。其三，培养出体格健全的儿童。亚里士多德认为，需要一个政策来满足上述提到的三点目标，通常情况下，生育期的终止年龄对男性来说是70岁，对女性来说是50岁，所以，一对夫妻的结婚年龄应该以20岁为限，再精确点儿即为男性比女性大20岁。到此处，本文明晰的是男性结婚年龄比女性高20岁。接着，再继续推进为什么一定是女方18岁，男方37岁呢？原因在于，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年轻男女双方的结合是不利于生儿育女的”( [2] p. 324)他举动物的例子，对于动物而言，过于年轻的双亲所生育的后代往往会发育不健全，而且体弱多病。除了动物以外，他还以城邦为例来做论证支撑，如果城邦里的男人和女人都过早结婚，所生出的居民会身材矮小。亚里士多德通过来自于动物世界和已有的城邦的经验，得出年轻的双亲的后代会更可能虚弱的结论。除了整体上的经验的总结，他还对两性分别做了考察，对于女性来说，年龄越小的母亲分娩会越困难，死亡的概率也会更大；对于男性来说，如果在精子还没有发育成熟的时就有性生活，会影响到身体的发育。综合以上众多因素，亚里士多德得出了他眼里的最佳婚配年龄，男子37岁，女子18岁。这个年龄既能保证男子比女子年长20岁，又能考虑到男女两性避免过于年轻造成的身体上的伤害，并且能够生出体格强健的后代，而不是虚弱的、发育不良的儿童。
但是，在《中国配偶年龄差的社会学分析》中，明确表明了男女之间的年龄差对于结婚的影响，相差5~8岁之间的夫妻，而且是男方比女方大5~8岁时，他们的婚姻生活最平稳幸福。关于法定的结婚年龄差，需要从以下三个维度来进行考虑：生理条件维度、社会政策维度、法律规定维度和国际经验维度。关于生理条件维度，一般而言，男人和女人在生理上的成熟年龄分别为16岁和14岁。关于社会政策维度，主要考虑的是结婚年龄对于人口再生产的影响，有学者认为“法定结婚年龄的限定对生育率的影响十分微小” [11] ，生育率的大小与公民的文化程度和思想观念，以及整个社会的经济发达程度有较大关系。关于法律规定维度，男女双方在法律上的平等的，在结婚年龄方面，男性和女性享有相同的权利，并应该承担同等的义务。
3.4. 无节制的纵欲
亚里士多德给女性贴上了无节制纵欲的标签，他认为“年轻的女子一旦有了性生活的体验，就往往会无节制地纵欲。”( [2] p. 324)这是极其荒谬的指责，是亚里士多德基于男性视角下对于女性在性上会无节制的纵欲的臆想。这和后来的很多人对男女两性何者性欲更强的印象恰好是颠倒的。李银河在《性学入门》一书中指出，人们在面对男女两性在性欲上何者更强烈、更容易纵欲这一问题时，会普遍认为男性性欲远远强过女性，“男性比女性的性欲更强，对性事的兴趣更大，对性伴侣数量的需求也更多”( [12] p158)的。在世界各地的人们当中，男性比女性更多地需要与不同伴侣的性关系。对于男性有更多的性伴侣和性关系这一点，这无法说明女性比男性更为贞操、在性欲上更节制，不会纵欲。这能够表明的是在男权社会的几千年以来对女性的压迫下，“男女在对待自身性欲望上的态度和行为模式是不平等的：男性能够更自由地表达和实现他们的性欲望，而女性则更习惯于压抑自己。”( [12] p. 160)对于男女两性何者在性上更纵欲、更无节制这一点，本文认为，尚且不能定论，能够定论的是女性在男权社会下，远远没有和男性同样表达自己性欲望的空间，女性的性欲望的表述是无声的。幸运的是，亚里士多德在欲望节制上对女性的歧视并没有传染到他对通奸的看法，在通奸一事上，他认为，无论男女都是可耻的、不体面的：“只要是发生了通奸行为，不论是在什么时候，也不论是何种形式，都应视作可耻不体面的。”( [2] p. 325)
3.5. 让朋友共同悲哀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谈论到朋友时，既包含了抬高父权的意味，又传达出对于女性的蔑视。关于友谊的来源，他的看法中暗含着抬高父亲的倾向。他认为，“亲属的友谊表现为多种多样，但都是从父亲派生出来的。”( [6] p. 181)关于和朋友们的相处，他传达出蔑视女性的倾向，他指出，朋友会能够减轻不幸的人的痛苦，并且人们会避免自己变得使朋友们痛苦，因为朋友因自己而痛苦是非常糟糕的事情，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与朋友打交道的基本准则是：朋友和自己都不要互相为对方感到悲哀。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并非每个人都能够很好地遵守这一准则，“妇人们和女性化了的男子却喜欢别人与他们共同悲哀，爱这些人，把他们当作真正的朋友和同情者。”( [6] p. 207)女性和女性化了的人是无法遵守这一准则的，因而，她们常常会自己悲哀，并且也让别人和她们一起悲哀。
4. 结语
亚里士多德是受到了柏拉图的影响，然而，在柏拉图那里，对女性是有积极的认可的，而亚里士多德却放弃了其中积极的部分，吸收扩展歧视女性的部分，从理论上为女性的服从地位做了彻底的说明。“亚里士多德的妇女观反映并总结了当时希腊人的普遍认识，因而成为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观念。它深深地扎根于西方文化的土壤之中，并成为男女两性的行动指南。”( [10] p. 44)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当中传达出来的对女性的歧视和蔑视，成为了后世厌女的源头，众多受到亚里士多德影响的哲学家们也都或多或少地沾染上了厌女的浊气。学者裔昭印认为，如此这般的意识形态对后世产生了深渊的影响，“意识形态的作用是强大的，文化造成的男性刚强和女性柔弱的形象已给人们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10] p. 276)以至于一直到现在，妇女们寻求性别解放的道路仍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