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领军人物，阿多诺以其缜密的思维、犀利的思辨，闪耀在二十世纪的西方思想史上。阿多诺的社会批判思想与他对晚期资本主义的个人批判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因为他对个人的关注，他分析了个人所生活于其中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并进而揭示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形成了他的社会批判理论。
纵观阿多诺的著作，我们发现他几乎没有提及“集体意识”或“类主体”之类的说法，Susan Buck-Morss对此这样评论：“与批判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一样，阿多诺亦批判了斯大林对持不同意见的个人的大清洗运动。他谴责这种对所谓的‘离经叛道的行为’、对非同一性观点的迫害，其实就是极权主义的，而不论它的动机是什么。阿多诺极力反对纳粹的口号‘个人什么也不是，民族才是一切’，以及布莱希特的宣传‘党有一千只眼睛，而个人只有两只’，他顽固地坚持‘个人’这个观点，强调这个观点可以并应该从它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起源的碎片中拯救出来” [1]。
2. “个人”观念的逻辑演变
在阿多诺看来，“个人”概念第一次出现在西方历史上，是指那些具有自身独特属性、自成一体的东西，比如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它可以是一种精神、一块钢铁，也可以是“苏格拉底”这个人。总之，这种最初的纯粹逻辑意义上的“个人”，还与我们要说的现代“个人”观念相去甚远。到了经院哲学的晚期，有人开始寻求人的普遍本质和单独个体之间的差异与联系。近代的莱布尼茨从存在论的维度诠释了“个人”，每个单子是封闭的，没有可以进出的窗户，它是一种绝对的自我存在；它们只有通过“神”而相互作用。显然，阿多诺对这条“个人”观念的演变线路并不满意，他论述道：“人最早是古罗马戏剧中对面具的称呼。在西塞罗那里，人被升华为对角色(他者)的指称：人在现实中所扮演的角色；完成这个角色的人；及他所拥有的作为演员的特殊尊严。在后者的意义上，人这个观念就已经转换成了区别于奴隶的生而自由的合法公民的指称” [2]。作为一个人，隐含了“他总是在他所生活的与他人的人际关系中找到自己，发现自己的，甚至他自己未必意识到这种关系。由于这个原因，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他就是他所是：一位母亲的子女，一名老师的学生，一个部落或社会团体的成员；这种关系不是外在于他的，而是按照这种关系，他把自己定义为这样或那样的方式” [3]。于是，我们看到，在1953年的“个人与机构”一文里，阿多诺采纳了这个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即个人本身最早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哈姆雷特。
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变得小心翼翼和利己主义的了。对此，Raymond Geuss论证道，“阿多诺认为，现代个人其实是一个市场的产物：个体本质上都是由其‘自我利益’来定义和组成的，在一个市场社会，‘自我利益’才是个体自我持存的动力” [4]。因此，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个人被囿于在自我利益里，每个人必须认同、推动和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从而打败竞争对手。这就是资产阶级“个人”的形成。哈姆雷特为了复仇，牺牲了爱情，装疯躲人耳目，“戏中戏”套取罪证，他痛苦、徘徊、思索，“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一直萦绕着他，为了目的，为了自身的价值，他一步步完成了复仇，也认清了自身的使命和担当。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个人”。
与马克思一样，阿多诺也认为，社会性才是人的本质属性，人只有与他人生活在一起，才成其为人。如果没有社会的整合，人也许只能成为神或兽。所以社会是人成为人的必然前提。这个主题也出现在了康德那里。康德说人是“一个为社会而准备的存在”。但是，阿多诺又认为康德过分强调了主体的自发性，他要强调的恰恰是主体的经验性。在康德那里，自我并不是一个现成的存在，而是意识的先验功能。为了避免时间的“破坏”，主体必须“无化”，主体不能与人、个人、自我相提并论，因为所有这三者都无以充当一个永远的观察者、构造者和创造者，而其自身却不能被观察、被构造和被创造。因此，康德的三大批判虽然旨在回答“人是什么”，但至少在第一批判中，感性与知性中的先验形式，其实都是“无我”的，甚至是“非人”的，先验主体性无法还原为人的经验实在性。阿多诺的经验观颠覆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他称这是对“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的轴向性颠倒”。正像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交换原则一样，康德的观点是形式的，抽象的；超验的主体的普遍性忽略了历史的特殊性，所以这样的主体事实上已不再是个人了。阿多诺在就职演讲里，反对康德道，主体“不是无历史地同一和超验的，而是与历史的变化和历史地显示的形式一起变化的” [5]。
3. 资本主义与“个人”危机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行业壁垒被取消，市场的自由竞争原则粉墨登场并发挥起重大作用，资产阶级个人开始无情地去追逐他们的经济利益；按照韦伯新教伦理的观点，这也是资本主义的责任精神和道德述求。于是，在交换关系面前，个人越来越按社会或市场的要求来生产产品、提供服务；所谓的个体的自律，变成了维系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的经济活动方式。
如果说现代历史诞生于个人被发现的历史，那么，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个人这个观念是不是社会化了的？或者在形式上它早已变成了社会过程的规定方式？按照马克思的思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包含两个方面：个人从社会中形成的方面和个人形成社会的方面。人的生活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即便是在不直接和他人从事共同的活动的情况下，也要通过与他人活动的某些交流而获得各种各样的生活资料和观念。个人通过社会生活而发展其素质和能力，使自己形成为人。某个人作为生物学上的人生出来，如果没有适当的社会环境，也不能成为具有人的特征的个人。某人是什么样的存在，取决于他生活于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条件。人是社会性的存在，是在社会中形成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个人的应有状态被社会关系和社会体制所消解，个人单纯受社会的支配。个人在既定的社会基础上生活，在受社会制约的同时，还能动地作用于社会，并变革社会。因此马克思也指出，人不仅是社会环境的产物，社会环境也被人所变革。而阿多诺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个人这个概念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是意识形态的了；因为当我们说个人或个性这些观念的时候，它们明显是包含社会化的各种要求的，个人或个性的实现也就是对社会规范的各种适应。因此，他说个体性成为了它自己的阴影，即个体性的危机。
20世纪40年代，阿多诺是霍克海默“罪犯理论”的追随者，认为个体无可挽回地被消除，是当今社会的标志。罪犯理论认为，最为先进的工业国家的社会结构在政治上是集权式的，在经济上是垄断式的，或者说，是国家资本主义式的。它将各个社会利益集团描绘成对抗性团伙。这些团伙为自己的成员提供庇护，但要求成员无条件地服从。通过多多少少是明目张胆的利益分配斗争，它们为维系和增加自己的财产以及社会优势而相互角逐，彼此对抗地分配社会权利。在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中，个人仅靠自己隶属于某个团伙才能幸存下来，也就是说，仅靠倾向于否认自身作为个体才能幸存下来。因此，阿多诺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中才发出感慨：“自我维系丧失了自我”。要幸存下来，必要的素质不在于远见、独立与自发性，而在于适应能力与妥协。
4. 晚期资本主义的“自恋的自我”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个人和家庭对经济的干预能力大大减弱，于是个体与家庭的经济地位逐渐衰落。原来在传统社会中，父亲是一个家庭的主要经济提供者，而现在他不再是这个经济提供者了。在大规模的、社会化的社会经济活动中，个体学习的主要途径是到外在的社会中直接学习，而不再是从父亲那里获得经验。这样，作为一家之长的父亲的权威地位也就渐渐丧失了。一旦父亲的权威丧失，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将缺乏有权威的父亲形象作为模仿的楷模，这样，个体的父性素质(如独立自主、严于律己)就会难以形成。父性素质的缺失将使个体的自我人格非常虚弱，使其在面对社会外在的权威时缺乏对抗的力量，而倾向于服从和认同。于是，阿多诺说：“家庭的终结麻痹了对抗的力量” [6]。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人通常把超我内化为自我品格的一部分。在家庭内部，父亲作为超我对于本能的压抑是与性对象联系在一起的。当超我对于人的本能产生过度压抑的时候，人的自我就无法把自己本能的利比多和外部的对象联系起来。父亲死了，人的本能受到了过度压抑，他没有了反抗精神。于是他的本能不再指向外部的某个对象，而指向了自我。这就产生了人的自恋情结。因此，根据心理分析学家Joel Whitebook的观点，一种新型的病人就出现了——“典型地受困于前俄狄浦斯情结的、自恋的及角色定位的紊乱——常常专注于分裂—个体化和自我的一贯性” [7]。
父亲权威的丧失使家庭作为个体和社会的中介功能衰落，家庭难以为个体抵抗社会强权的同化提供缓冲，也难以再对个体自我人格的成长提供必要的保护，父亲权威的超我地位也被社会所取代，这样，外在社会中一切强有力的权威对个体的直接影响可以长驱直入。而纳粹正是利用了个人的这个特点。自我之爱已经转换到了领袖身上，领袖成了超我。因此群体的领袖本身经常是“绝对自恋的、自信的和独立的” [8]。
从人格角度讲，具有自恋倾向的个体无法建立一种强有力的自我人格，缺乏独立性、创造性和决断性，不能把自我的人格力量准确地对象化到外界中，其对外界的需求也缺乏主动选择的能力，而倾向于喜欢接受一些自我已经熟悉的单调重复的东西。阿多诺借用这一精神分析学术语来描述那些丧失了对现实的基本鉴别力、易于认同现实、并愿意接受自己已经熟悉的陈腐的文化产品的大众。在他看来，大众文化操纵下的群众和法西斯的追随者是很相似的，他们已经把现实视为僵化和理所当然的了，他们也已经丧失了对现实的基本的认知能力和反思能力，外在社会对个人的压制和控制已经被他们自觉地接受并内投为自我的典范了 [9]。在“大众文化的公式”一文中，阿多诺指出，“大众文化只关注对原型的再生产，而这也是法西斯主义心理学认为的最可靠的使现代状况永恒化的方法” [10]。对一些陈腐的、模式化的原型不断复制，也是纳粹宣传常用的手法，这一点阿多诺在“弗洛伊德理论与法西斯主义宣传的程式”一文中也有论述。法西斯主义对某些陈腐的贫乏的思想内容的复制目的在于保持现存的心理状态，在于保持由社会规范内化而形成的强大超我对个体的控制。当个体一旦把现状看作是当然的和僵化的并且开始消极地适应这种现实状况，他就不会对现实做出反思与批判了，这时，外在的社会现状和既定的社会规范就会不断地被个体所摄取，并内化为控制本我的超我，同时，这种超我也将难以改变。阿多诺认为，大众文化对大众的控制类似于法西斯主义的宣传，它同样也利用复制和重复陈规和公式的方法，在这种方法技巧的作用下，当代大众也呈现出类似于法西斯追随者的特征。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处于俄狄浦斯情结的男孩，除了恐惧父亲的权威，亦羡慕父亲的权威，于是他往往自居于父亲的地位，感受到权威的快感，并努力向成为与父亲一样的人。法西斯主义就是利用了人的自居心理，纳粹领袖不是高不可及的，他只是具有超人的品质，重要的是他还有普通人的特点甚至缺点。这种双重性的领袖形象满足了追随者的心理：一方面认同并服从权威，另一方面又仿佛成为了权威本身。法西斯或大众文化所代表的社会规范就这样更容易被大众摄取并内化为超我，外在的社会规范对大众的控制就变为大众内心自觉的追求，且逐渐成了一个无意识的过程。正如弗洛伊德所论述的，“与领袖的纽带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因素，它把群体成员捆绑在一起” [11]。个人只有与他们的领袖相联系才能彼此同一。与法西斯主义的宣传程式一样，大众文化操纵下的大众当他们的自恋感被充分刺激后，他们的心理就更加受大众文化的控制了。
5. 结语
不像后结构主义那样放弃主体，阿多诺坚持，我们唯一的选择是“运用主体的力量去打破建构的主体性的欺骗”。阿多诺反对康德的僵化的、形式的先验公式，认为那种自主性是以牺牲康德所谓的意向为代价的，即经验的内在、内在的自然和快乐 [12]。在“关于实践理性的元批判”(见《否定辩证法》最后一部分)中，阿多诺认为，弗洛伊德精确地指出了什么是康德无法超越的难题：“在康德式的模型之后，就主体意识到自身并与自身同一而言，他们是自由的；然而就他们受制于并将永恒化这种同一的欲望而言，主体又是不自由的” [13]。
与马克思不同，阿多诺的理论关注点已从阶级转向了个体。按照阿多诺的思路，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高度发达的社会组织或团体机构对个体的控制已经代替了早期资本主义时期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而对个体与社会的中介关系的剖析则是阿多诺理论阐述的特色。同时，他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缺少了一个个体心理学的维度，于是他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解剖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体状态——“自恋的个体形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阿多诺弥补了马克思从个体心理学维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一个完全物化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几乎没有直接关系。人丧失了个性或自主性。晚期资本主义的个人的命运其实也是西方工业社会的逻辑发展到现代社会的结果。把握阿多诺对晚期资本主义“个人”的剖析，是我们深入理解其晚期资本主义批判的必要途径。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及其对我国文化自信的启示研究”(编号：19BKS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