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作为“家史”，族谱“是该家族成员出自于阐明自己祖先来源和本家族历史这一动机而编撰的‘历史’记录。也就是说，族谱在成为历史学家使用的材料之前，它本身已包含了对本族过去历史的解释和叙说”。要重构家族的历史，族谱编修者需要记录家族盛衰大事，考察“近世祖先的来历、迁徙和定居经过”，同时还需要追溯远世祖先。出于宗族名望的考虑，不少族谱中存在着“远祖附会”的现象，即将自己家族的谱系向前推衍，附会历史上的名门望族( [1], p.21, p.25-26)。
对于将族谱作为研究材料，前辈学者有过细致的讨论。谭其骧认为，“谱牒之不可靠者，官阶也，爵秩也，帝皇作之祖，名人作之宗也”，但他同时也表示，谱牒对于研究移民史而言，仍具有相当的可信度，毕竟，记录先祖的迁徙轨迹并不会影响宗族荣誉 [2]。 陈世松则更进一步，他在利用族谱研究移民问题时明确的提到：“即使从研究移民史的需要而利用族谱，在对待族谱中所涉及的‘远祖世系’及‘祖先官爵’等问题时，也必须相当审慎”( [1], p.29)。结合前辈学者的经验，笔者选择信任族谱中关于迁徙轨迹的记载，但本文主要研究清季民初宗族教育理念的转变，涉及到宗族教育成果及实践，必须首先考察宗族在明清两朝所获取的科举名位是否属实。为尽量保证材料的可靠性，笔者搜罗了大量方志材料，作为本文的旁证。
本文所研究的对象为重庆松溉罗氏宗族，罗姓在川、渝、黔、滇一带的支派多发源于此。笔者所使用的材料以《松溉罗氏族谱》为主体，此族谱由罗氏入川六世祖罗勋创编，后世族人又对其进行了六次修编增补1。由于松溉罗氏族谱并未载入数据库，学界关于该宗族的研究较少，主要有陈兴贵的《一个西南汉族宗族复兴的人类学阐释——重庆永川松溉罗氏宗族个案分析》及《一个汉族宗族的认同符号——重庆永川松溉罗氏宗族个案研究》 [3] [4]。 陈兴贵采用的是人类学视角，其文章旨在分析现当代松溉罗氏宗族如何重建及复兴。关于宗族教育方面，学界已有许多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关注中国传统社会宗族的教育形式，对清季民初转型时期宗族教育理念的研究仍缺乏典型案例的讨论。
2. 松溉罗氏宗族移民历程及特点
据松溉罗氏二修谱记载：“汉有梁相罗怀，谱谓吾宗来自安城，安城，秦隶长沙，怀为始祖无谬也。五代间，讳铨、字居衡者，始徙居吉水中鹄乡水东淘银塘熂下，其宗嗣愈昌，是世恒号熂下罗焉。及宋淳熙进士，讳仕俊者，任武岗教授，再徙临江新喻之鑑化。武岗子曰应龙，应龙子曰安道，安道生胜二、讳祥胜，至正元间兵乱，三徙居蜀之重庆，路永川之松溉”( [5], p.26)。虽说族谱将该宗族的历史追溯到了汉代，但明确的谱系及分支自罗祥胜一代后才出现，至于此前所提到的江西临江府新喻县、吉安府吉水县等宗与本文内容关系甚小，无需专门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族谱中提到罗祥胜在元末迁居松溉前，曾先“徙湖北麻城”，其妻李氏便是湖北麻城仙居乡人。元末明初时，为了逃避战乱及填补宋元战争后四川地区人口的空虚，大量湖广移民结伴而行迁居四川，其中又以湖北麻城人居多( [1], p.38)。这次移民浪潮足以解释自称祖籍在江西吉水的罗氏一族为何会迁徙到永川松溉。当罗祥胜及李氏到达松溉时，周围仍是“荒林茂草茫茫”的景象，二人在此诞下一子，取名罗友文，罗友文辛苦创业，“肇置田百亩，风声稍振”，又生下六子“孟曰志忠，仲曰志聪，季曰志高，次曰志贤，又次曰志贞、志谅”，松溉罗氏谱系即按照这六房排列( [5], p.33)。当然，罗氏一族在松溉定居之后，并非一帆风顺，明末兵乱再次让罗氏族众走上四处流离的迁徙之路。松溉罗氏族谱《居徙考序》中记载到：“无何明季崇祯，盗贼蜂起，国步斯艰，自甲申戊子饥馑洊臻，兵火频仍，吾族先人窜身他郡，保要领于百难中” [6]。 罗氏有大量族人举家迁至贵州仁怀定居，据族人回忆：“是时有逃播及滇黔者，子孙皆产自异乡别郡”( [7], p.1)。
到了清初，局势稍定，部分罗氏后人萌生返回故里的想法。罗氏第十一世罗文第“以先人坵墓在念”，重返松溉，与他同辈的罗开极也选择于“顺治丙午携家属归井里”( [8], p.28)。族谱记载罗开极回籍时间为“顺治丙午”，这很可能是后人搜罗资料时出现了纰漏，顺治并无丙午年，丙午年对应的应是康熙五年(1666)。但无论是顺治年间或是康熙五年，比起后来移民，罗开极等人回到松溉的时间较早，具有定居置业的优势。《永川县志》中有载：“顺治十年(1653)准四川荒地，官给牛种，听民开垦” [9]。 顺治十八年(1661)知县赵国显因“寇盗甫尽，城郭榛莽，孑遗无几，侨寓松溉镇招抚流亡”，康熙元年(1662)又有知县张翔在松溉悉心招徕流民 [10]。 官府招徕流民及鼓励民众开垦荒地的政策对于罗氏族人在松溉重新定居也大有裨益。
如山田贤所言：“移民氏族在其经济基础得到巩固之后，即着手设立宗祠，或者设置其附属的祭田、编撰族谱等” [11]。 归籍后的罗氏族人相当重视宗族谱系的传承，但要重新编修族谱并非易事，当时该宗族内部“老成凋谢，典籍无稽，子孙仅识祖父并忘历代宗亲”( [7], p.2)。罗氏族谱有机会得以续修应归功于第十一世族人罗元素，在明末兵乱之时，他将罗勋创编的族谱藏于衣裤之中，使其得以保存( [8], p.28)。到了雍正年间，族人罗奇英及罗奇参对旧谱进行了第一次编修，并将明末流散异地的支系梳理清晰。乾隆己丑年(1795)，曾任贵州石阡府知府的罗文思提议修建宗祠，族人商议后，“枚卜松子山之地，协力兴举，计三载而厥” [12]。 祠堂初建成，罗氏宗族便设法添置族产，此后蒸尝不断增加。为方便管理及避免族人侵吞蒸尝，族谱中事无巨细地记载了宗族祠产地界及租息情况，从文献中不难看出罗氏宗祠积蓄颇丰 [13]。
郑振满在《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将宗族组织分为三种：“一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继承式宗族；二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依附式宗族；三是以利益关系为基础的合同式宗族”( [14], p.47)。松溉罗氏宗族应被视为“继承式宗族”。继承式宗族需要有完整且详尽的系谱结构，宗族成员资格取决于继嗣关系，禁止“非种承祧”，避免乱宗( [14], p.49)。松溉罗氏一修谱已十分明晰详尽，此后每隔七八十年又循规续编，谱系可信度较高。同时，罗氏家训明确规定：“天亲不可人为，异姓不得乱宗，族中倘有乏嗣者当以本支旁支继之，勿令异姓承继，有乖宗祧，更无许自薄本族，妄认他人为同宗，有一于此，谱中断不载入” [15]。
继承式宗族在发展中必然会形成“分枝”，层层累积，“成多支系和多层次的阶梯式结构”( [14], p.50)。《松溉罗氏族谱》强调区分大宗小宗，由大宗主管奉祀及族内公事，宗支各族皆以嫡长子为宗子，系谱结构呈现出层层分支的特点 [16]。 大宗及宗子的观念确实存在于罗氏宗族内部，并非一纸空文。除却考有功名的族人，罗氏宗族事务多由长子处理：罗奇英的长子罗洪儒“谢举子业，独肩家政……倡首督修宗祠” [17]；罗洪通的长子罗希谱“尝掌族起义钱经理十余载，秉公生息，丝毫不苟” [18]；罗俊安的长子罗希素“尝管祠务秉公料理，惟慎惟勤，领祠内积金掌放生息获利数倍” [19]。
3. 明清两朝松溉罗氏宗族的耕读理念
从上一节可知，松溉罗氏宗族谱系严密且宗族建设活动频繁，是非常典型的继承式宗族。罗氏祠堂香火不断，族内秩序井然，与其族人依靠科举入仕，提升宗族影响力有直接关系。松溉罗氏族谱对于明清两朝获取科举名位的族人有详细记录：“先人科第名位，自志谅祖开科，鍪、勋、洪载、廷唯举发身科甲班班可考” [20]。
明代罗氏出有三名进士、七位举人及多名贡生。罗志谅为罗氏入川的第三代，其父亲辛苦耕耘，积累下百亩田产，为罗志谅读书进仕提供了良好的家庭环境，《永川县志》载其为“永乐六年戊子科”举人 [21]。 自罗志谅开科中举后，到明末兵乱前，松溉罗氏几乎每一代都有族人获得贡生及以上的功名。嘉靖《九江府志》提及松溉罗氏第五世罗鍪为“四川永川人，由举人正徳初任府学训导” [22]。 嘉靖《罗田县志》则记载松溉罗氏六世祖罗勋乃“四川永川人，进士以升去” [23] ，罗勋墓志上记载他为：“第丁未进士，授湖广罗田令” [24]。
与罗勋同辈份的罗洪载亦考有功名，“领正德已卯乡荐，明年庚辰成进士” [25]，“官至南京戸部尙书郎，品列儒林” [24] ，罗洪载之子罗廷唯，更是青出于蓝，万历《四川总志》记载罗廷唯考取进士，后来官拜御史 [26]，《永川县志》明确记载罗廷唯的谱系：“始祖胜二迁蜀之松溉镇，是为永川人。五世鍪，商州学正，生洪载，南京戸部员外郎，丈夫子五，长即公也” [27] ，与罗氏族谱完全契合。罗鍪、罗洪载、罗廷唯祖孙三代皆负有功名，可见其家学及族学渊源。
据《江津县志》载，松溉罗氏族谱“自其先牧谦先生创为之，厥后浒矶、贯溪、元素诸公皆相继增修” [28]。 传至第八世，松溉罗氏族人罗太易、罗周冕、罗环中于万历年间中举，而罗赓虞考中天启甲子科举人，罗世彦考中崇祯庚午科举人 [21]。
由于明末族人四处离散，其科举之路也暂时中断。直至清初，罗氏宗族得以休养生息，其后人才开始重新考取功名。第十四世族人罗奇英是罗氏宗族回籍后培养的第一个举人，罗奇英因为岁科考成绩优异，在二十岁成为廪生享受官府的津贴 [29]。 他又考中“康熙五十六年丁酉科”举人，任陕西清水县知县 [21] ，与其同辈份的罗文思则考中“乾隆戌午科解元” [30]。 罗文思入仕后升为直隶商州知州，最后还出任贵州石阡府郡守，山西巡抚蒋兆奎对其在商州的政绩评价很高 [31]。 在这期间，罗文思创编了《商南县志》、《续商州志》及《石阡府志》 [32]。 此后，罗氏第十五世族人罗万象于康熙丁卯年中举，出任江西赣州府安远县知县 [33]。 族谱记载，清代松溉罗氏一族出有四名举人，最后一名为罗泰莹，其考中“光绪葵巳科”举人 [33]。
尽管罗氏宗族回籍后没有族人考中进士，但贡生的数量较明朝却增加不少。这些贡生中也有人官至知县，譬如，贡生罗奇参就曾出任霍邱知县 [34]。 罗奇参之所以能出任知县与其考取的贡生类别有关，族谱上记载罗奇参为：“雍正己酉科拔贡，朝考一等，由内廷教习特发安徽省历任霍邱、怀宁、祁门等县知县” [35]。 拔贡生的考试十二年举行一次，每次只取两名府学生员、一名县学生员，数额很少。不同于其他类别的贡生，拔贡生“可参加特殊的殿试，或被任命为七品京官或各省知县” [36]。 与罗奇参情况相同的还有罗洪铸，罗洪铸为乾隆己酉拔贡生，后出任建始县知县 [37]。 其余的贡生中有不少曾担任过教谕、儒学督导、县丞及典吏等职。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可以采信松溉罗氏族谱的《科举名位纪》，其主要考取功名的族人谱系清晰，在各地方志中均有记载。在科考方面，松溉罗氏宗族确实成绩斐然，可谓世代书香，而这些都得益于松溉罗氏素来秉持的传家理念。
罗氏族谱中收录有《试例十条》一文，内容多为罗勋对后世族人的训诫，其中第一条便是：“凡我族人以耕稼为定业，诗书为定习，克勤克俭不坠先志，六房当恪守先训，毋得不务本业，从事异端，族中有违者，以不孝论”( [15], p.299)。“士农工商”的传统秩序在此处得以体现，罗勋对于偏离“耕读”主流意识形态的其他行业嗤之以鼻，他认为子孙不务耕读本业，即为不孝。
罗氏族人流散在外和归籍生息时都秉持耕读传统。譬如，明末时族人罗文第窜逃到仁怀，在深山中亦坚持“耕读”传家( [8], p.28)。对于子嗣的教育，罗文第也毫不懈怠，其长子罗正相“幼从庭训，迨戊己兵燹，太元公逃奔其地，翰室公延之为师，授举子业，拮据治百家。言时虽饥馑流离，饿死载道，公犹得晏然读书” [38]。 罗文第为罗正相聘请了同族罗元素作为老师，教授科考应试的内容。清初归籍后，罗氏第十二世族人罗若纁告诫后人：“有子弟当教不可吝惜束脩，误了子弟，不能读者即耕，耕读两事系大根本” [39]。 清中期，罗文思的父亲罗缙在讲明家训时也强调“务以孝弟为先，耕读为本” [40]。 传至第十七代，罗奇英一脉仍有族人教诲子嗣“各以一业，或读或耕，类皆谨厚” [41]。 直至清后期，务农的罗泰兴仍“教子孙惟以耕读为本” [42]。
“耕读传家”的祖训让人联想到罗香林对客家文化的论述：“客家人的社会，普通可说都是耕读人家，这在过去为然，现在也还未全改。所以在他们普通人家的家庭分子来说，总有人能做到可进可退，可行可藏的地步。这在社会遗业的观点看来，可说是一群迁民经过了生存奋斗而累积了无数经验的优者。他们之所以能有良好的发展，全在他们有优者的遗业，可为凭藉；他们在精神方面所以能乐生迈进，全在他们有优者的遗业” [43]。
这一观点对于罗氏宗族同样适用，该宗族与客家人有着相似的迁居经历及生活环境，自元末以来屡次迁徙，生活的地区多是山区丘陵。明末清初之际，大量罗氏族人逃至贵州深山之中，而其原籍松溉紧傍长江，依山就势，属于丘陵地带。将读书作为立业根基，把务农当做安生本领，进可入仕，退可持家，这就是“耕读”的好处。“耕读”具有明显象征意义，士人将其视作立家之本，略有“政治正确”的味道 [44]。 罗氏宗族以“耕读”为家训并非是纸上空文，对于“耕”的部分，笔者按下不表，主要分析罗氏宗族重“读”的一面。
明清两朝，罗氏族学兴盛，不少族人开塾授课：明末兵燹后，文教未兴，罗若纁便“开塾闾里，诱掖族众，化诲乡邻”( [8], p.30)；罗连魁“年七十犹为弟子师，乡人有三世业门下者”( [38], p.400)；罗奇英回乡后聚众讲学，“一时从游甚伙，采芹食饩者数十余人，进士周梧罔、魏字川(魏月溪)皆出门下” [45]；罗奇参教学“崇正道而屏异端”，“门下诸生沐化雨而蜚声者，殆指不胜”( [38], p.405)；罗豫施教二十余年，“作文必令根抵六籍，以故弟子中登贤书、列黉序者不一” [41]；罗吉昭“设馆四十余年，善诱后进，从其门者游泮食饩百余人” [46]。 罗氏族人培养出不少优秀学子，如罗奇英的门生中取得廪生资格的便有十余人，其中有两名甚至考中了进士。
罗奇英曾写过一篇《劝学箴》，规劝年轻学子重视学业，读书勤勉才能金榜题名：“学未精休怪试官之无情，文若佳自有朱衣之暗点” [47] ，他明确地将“学”与科举考试联系在一起，要求族人多读圣贤六经，百家诸书，主要专攻“举子业”。罗氏宗族对科举的重视可见一斑，其不仅在族谱中专门表扬有功名的族人，还利用蒸尝支持文教，赈济士子，以“兴学校而作育人才，助单寒而显名科甲” [13]。
作为考试选官的科举制，在制度上连接了“政”与“教”，是“中国上升性社会变动的主要途径” [44] ，普通民众通过读书科考可以让自己跻身于“士”这一特权群体。张仲礼将这些获有功名的人统一称作绅士，作为“齐民之首”，绅士“所组成的居于领导地位的社会集团所受到的是不同于平民百姓的对待”( [36], p.33-34)。而且，不仅绅士一人享有特权，绅士的家属也同样包括在特殊阶级之中，他们可以借助绅士的庇荫而获得异于平民的法律地位 [48]。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当一个宗族内出现多名绅士时，族众也为之沾沾自喜，因为功名不仅可以点缀门楣，彰显声望，还能实际地增长宗族在地方事务中的权力。
参考张仲礼的研究，清代的知县任期相当短暂，地方官很难熟悉本县。以永川县为例，乾隆年间总共有四十位知县，平均下来，一名知县任期不过一年半而已，若要计算清代所有永川县知县的平均任期，结果会更低，这一现状下，地方官要管理地方社会，必须借助绅士的力量。绅士在地方事务中往往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他们可以受命于官府或者协助官府办事，也可以提出倡议，寻求官府的支持( [36], p.57)。罗氏族谱中，族人调节地方纠纷，组织修建基础设施，赈济灾民及热衷慈善的事例俯拾皆是：罗豫善于仲裁事务，“戚里有争讼者得其一言，立为永释”；罗鉴以公正闻名于乡野，邑中议修板桥，时人皆言工程浩大，非罗鉴不能服众，“于是诸领袖诣门恳请，公以年迈辞，众请益坚，公始领诺，历五载而桥成” [38] (p.418)；罗吉昭重修文昌宫，设立惜字会及恤生会，每年印制善书以警惕世人 [49]；罗靖“奉诏输栗千石助官赈贷，朝廷立石以旌其义” [50]；遇有荒年，罗希素奉官方命令赈济百姓，“与同事捐资协办，设法给领有理有据，饥民赖以全活者不少” [51] ，罗希祖亦“捐粟于里济饥”，“割地与人作塚” [46] ……
宗族会将光宗耀祖的绅士记入家谱，确立他们在族内的模范地位。而这些拥有功名的宗族成员被推崇为族中领袖后，宗族建设活动便会蓬勃展开。譬如，清中期，罗奇英在考取举人后，潜心整理族中谱系，组织第一次族谱编修。而石阡府知府罗文思则倡议要修建宗祠，宗祠的形制根据罗文思的官秩而定，在松溉独树一帜。通过读书科考，罗氏族人还在地方建立起与士人交游的网络，《松溉罗氏族谱》收录不少达官显宦为罗氏一族撰写的序、行实录及祝寿文，侧面突显出罗氏宗族的显耀。正因为将族人所获得的功名，转化为了宗族自身的光彩，罗氏宗族在经历重建后，才能绵延不衰。科举制度将地方士绅、士绅背后的宗族及封建王朝上层意识形态整合在了一起。这一大背景下，宗族为了巩固地位，自然会为族人提供教育机会，“也许还培植私人关系，以及敦进学习风气，为的是尽可能让子孙获取功名” [52]。
罗氏宗族如此坚持耕读传家，是因为科举是时人走向上层阶级的通衢，而唯有重视文教才可牢牢地抓住科举进仕的机会，维持宗族的显赫。
4. 清季民初松溉罗氏宗族教育理念的转变
张仲礼曾如此评价科举制度：“官学和整个科举制度旨在迫使绅士以及谋取绅士地位的人沉湎于‘科举生涯’，将他们的思想导入以纲常名教为重点的官方思想渠道中去。再由接受灌输的绅士将这些儒学原则印入民众的头脑中，目的便是造就一个满足于清朝统治和现存社会结构的清平世界”。从长时段的考察来看，科举制无异是成功的，它发挥了“通上下”作用，很大程度上维系了社会结构的稳定。然而到了晚清，科举制度开始面临种种困境：学额制度及捐纳制度崩裂，科举入仕的道路拥塞不堪；刻板的八股文导致士人忽视对儒学经典的研读，儒学的教化作用削弱( [36], p.221-222)；传统的科考内容受到质疑，以西学取士成为新的趋势。光绪三十一年(1905)，随着清末改革的进行，袁世凯、张之洞上奏请求停止科考，此后，科举制正式废除。“清末各项改革的一个重要基础，就因为中国传统政教模式的确已到了不得不改的程度”，科举制日渐僵化，已无法发挥其完整的功用( [44], p.172, 177)。然而，此时兴办的学堂尚未见大的成效，并无成熟的教育体制可以取而代之，科举制的废除几乎斩断了传统读书人出仕的前路。
历史转折面前，不同的人可能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有谙于守旧者，如刘大鹏，终生困顿于“耕读”的理想之中，以传统的士自居；也有积极进取者，如朱峙三，感受到局势变化之后，决然放弃科举而投考新式学堂。对于个体生命而言，历史的小小漩涡便足以影响其一生的走向，而在一个宗族内，即使传统的士绅退居幕后，也仍有顺应历史浪潮的新领导者出现，宗族根据社会情况调整自身以适应变局的能力让人瞩目。
以松溉罗氏宗族为例，族谱详细记载了族人罗章辅的生平，罗章辅又名罗廷修，他十七岁时听从父母的意见弃学从医。民国八年(1919)返回四川，担任各军顾问及盐亭县知事，兼征收筹饷等要务。族谱中收录了多篇庆祝罗廷修六十寿辰的文章，在祝寿文落款中读者可以见到刘文辉、邓锡侯及杨森等四川军政要人的名字。笔者暂以五修谱编撰时间民国十九年(1930)为参考，推测罗廷修的出生日期。至少在1930年时，罗廷修已年满六十，那么其出生年份不可能晚于1870年。因此，起码在1887年，罗廷修便已放弃科考，改行从医，这距离科举制度废除尚有很长一段时间。到了民初，罗廷修更是积极地参与到地方政治中。相较于沉浸在科举中的传统士人，罗廷修无疑抢占了时代先机，与其同辈份的罗章印、罗章恒等人尽管取得了贡生资格，但其族中地位却远不及罗廷修。有自身前车之鉴，罗廷修要求子嗣皆接受良好的新式教育，其长子由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次子留学巴黎及比利时，幺子则毕业于吉林高等警官学校，最后皆在军政机关工作 [53]。 作为族中的佼佼者，罗廷修回到四川后自然地承担起宗族建设的责任，民国十九年，罗廷修组织编修了松溉罗氏五修谱。
罗廷修的成功在宗族内是一个典型，科举制度废除后，罗氏宗族耕读传家的道路已经断绝，族人必须选择新的人生方向。部分族人的出路变成了在各中小学校担任教员，还有些族人则到军队及政府部门任职。有传统功名的士绅也作出相应选择，如增贡生罗安慧重新就读法政学校，最后出任五福镇高小学校校长 [54]。 光绪葵巳科举人罗泰莹则到隆昌教育会中学当国文老师，罗泰莹对于自己考取举人却未能捐纳出仕一事也感到过惋惜：“公车北上不第，同邑京官聂兴圻劝莹以千二百金捐中书，莹不欲仕，以进士自期，同年有捐者，一年即为府经历署松滋，是莹忠厚无用也” [55]。 然而他并未消极应对，到民国时期，罗泰莹的思想不再拘泥于传统，他显然接触到富国强民的思想，坦言：“商战为裕国之基，男多则各授以职，学校为培才之地，女权有渐发之资” [56]。
认识到局势的不可逆转，松溉罗氏宗族的传家理念发生了变化，“耕读”不再是最优选择，族长罗贵恒及族中领袖罗范先感慨道：“因思吾族自楚迁蜀历有年所，枝繁叶茂，椒衍瓜绵，若仅以耕读传家而不教以各种职业，恐乌衣巷口徒见夕阳，王谢堂前难留去燕也” [57]。 罗氏富顺支系的家训中则写到：“男女年届学龄均要就学，使其具有国民常识，日后方能独立谋生” [58]。 宗族认识到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并接受了“学龄”的概念。作为一个近代词汇，“学龄”概念与中国近代义务教育、国民教育理念的传入休戚与共 [59]。 适龄儿童均应入学，培养国民常识及独立谋生能力成为族人“就学”目的。
既然耕读传家已不再适用，要改善“时异世变，族众散处四方”的现状，罗氏宗族需要寻求新的思想将族人凝聚到一起。民国十九年(1930)，罗氏宗族在松溉总祠内召开族务会议，决定兴办一所职业学校。这所职业学校的序言如此写到：
孟德斯鸠云，无财非贫，无业为贫。富兰克林曰，人能知一职业既有一产业。余读外史至此，喟然叹曰，旨哉二人之言也，养职业为富强基础，泰西各国咸注重之。凡对于制造工艺一端，必设专科学校，有发明新法者，政府许其专利，复加以优奖，故技艺精巧，人民殷富，为全球显特色，历史发荣光，效果之收，利益之大，殊今人不可思议者。中国于亚东地面为最古最大之国，然所重者惟农，至于工商，往往鄙弃而膜视之。觉罗末叶，虽变法建设学堂，而于职业专门之教授仍属晨星落落，其他实业各所亦皆虚有其名，与饩笔无异。民国开幕迄今廿年，职业虽云提倡，犹未普及，故游民无业者比比皆是，奈之何？不贫且盗也。呜呼，吾对于五千年文明中国敢直言曰贫国，对于四百兆同胞民众敢直言贫民。国既贫，何以治？民即贫，何以安？不治则亡，不安则乱，亡且乱则必演成印度、波澜之惨剧。而后已范先等每见无视者不入于盗匪，即流为乞丐，推原其故由地方无实业学校之所致 [57]。
这篇序言明显区别于罗奇英旁征博引的《劝学箴》，它并未引用中国传统的儒学典籍，反而借用孟德斯鸠及富兰克林的言论，提出“养职业为富强基础”的见解，开始质疑以往“重农轻商”的传统，还反问“国既贫，何以治”，与此前小政府需要“藏富于民”的观念相悖。罗氏宗族认为晚清政府对于职业学校的建设远远不够，振兴实业也是虚有其名。而国民要得以安定，必要获取一门技艺以谋生存。如此局势下，再以“读”或是“耕”作为安家立命之本，无疑行不通。到了民国，职业教育仍旧不够普及，许多无业游民变为盗匪，或是流落为乞丐。要改善这一现象，当务之急便是兴办职业学校。
经过永川县政府及江津县政府备案，罗氏族立职业学校正式开办，这所学校位于松溉罗氏总祠内，以“培植家族人材，推广社会教育，提倡实业”为宗旨，经费从位于永川、江津两县的祠产下划拨。罗氏宗族还成立了专门的校董会对这所学校进行管理，由罗氏现任两位族长担任当然董事，出任校董会副主任及学校庶务，各支房长推选董事十三名，并从中选举校董会正主任。是否热心教育，是否具有中校以上学历或丰富的教学经验是推选董事的标准 [60]。
通过选举，族立职业学校校长一职由罗中陵担任，他于光绪丙午年(1906)从川东师范学校毕业，曾任江津县中学校斋务主任，有多年从事教育事业的经验 [61]。 族长罗贵恒则担任校董会副主任，罗泰莹曾提到这位年轻族长：“屡中商场之亿，陶朱之富，三致千金，倚(猗)顿之兴，一本万利，官山府海，比美增华，此商战之能鏖而埙箎可迭奏也”。罗泰莹化用“亿则屡中”一词说明罗贵恒在商场上的洞察力，又引用陶朱、猗顿的典故突出其经商有道。最后，罗泰莹还夸赞罗贵恒：“宗族与乡党交称，则族权符三民之义”，遣词造句相当迎合时代政治语境 [62]。 从校董名单来看，此次推选出的人物在族中多有声望，前文提到的罗廷修也赫然在列。世殊时异，族内的传统士绅逐渐退居幕后，族中领袖已多是作风趋新者。
既然是为了培育职业人才，罗氏族立学校的教学内容必然不同于普通学校，除了照章开设文化课外，还添设了裁剪、缝纫、制造牙粉及胰皂等课程。罗氏宗族的宏图并不止步于办学，如果族立学校成绩可观，他们还要“添筹经费，推办工厂” [63]。 随着新生活运动的开展，1938年10月，在当地宗族的欢迎下，新运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在松溉开设纺织实验区，不久之后，与松溉毗连的江津白沙也建设起新运纺织厂。此项实业规模可观，在抗战结束后移交四川省政府办理。笔者在松溉访谈时，仍有当地的老人提到罗氏族立职业学校为新生活运动纺织实验区提供了大量人才。这些学习过职业技能的族人应该感谢族中领袖的眼光，宗族的选择让他们在社会动乱时仍能获取到良好的就业机会。
到了民国时期，罗氏宗族的教育理念已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在科举制度废除前，“耕读”是罗氏家族维持显赫的重要手段。“读”与科举出仕直接挂钩，这意味着族人通过教育可以径直走向康庄大道，“科举”就是许多传统士人的事业，而“读”则是他们的谋生方式。科举停废，攻读“举子业”既成绝路，罗氏宗族便干脆利落地放弃了“耕读”家训，强调国民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开办职业学校也并不是终点，罗氏宗族提出的长远之计是开办工厂，发展实业，此处“商道”已凌驾于“耕读”。这种“宗族语言的改变，不过反映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改变而已” [52] (p.404)，其背后的根源还是中国“由教及政”的传统已经断裂。
清季民初是多事之秋，稳固而适应良好的地方宗族是一柄结实的保护伞，松溉罗氏宗族表现出很强的适应性，宗族内部最初只有部分族人认清局势，寻找到“耕读”以外的出路。而当这些趋新者在宗族内处于领袖地位时，宗族整体理念也随之改变。该宗族顺应社会新潮，引导族众选择更合时宜的人生道路，宗族与族众由此展开良性互动。当然，并不是所有地方宗族都能充当缓震装置，国家权力的扩张使宗族社会面临崩解的危机，如何进行调适，是所有地方宗族要思考的难题。
教育模式的变化绝非松溉罗氏宗族仅有，创建族立国民学校，要求族中适龄儿童入学的事例常见于各类族谱、地方档案及期刊报纸。湖南湘乡刘氏宗族于光绪壬午年起开办义学，培养族内贫困学子。但“自科举废而学校兴”，“门第”、“世家”难显荣耀，“维时风气一变，竞尚新学”，觉察到此趋势的刘氏宗族决定“遵章开办学校”。由于祠屋场地限制，刘氏族人另择地方成立城江刘氏纪纲高初两等小学校，将公田租谷作为办学经费，学校主要教授儿童国民生活所需知识技能，培育儿童国民道德。在《改建学校记》一文中，刘氏族人畅谈国民教育与健全人格，感叹“我身既为国民，其资格何等高贵” [64]。 江西婺源《双杉王氏支谱》亦提到“自清末废科举，兴学校，新文化之思潮蓬勃滋生”，尽管因交通阻塞，该地新思潮传入较慢，但王氏宗族认为开办国民学校乃大势所趋，族人商议创办族立学堂，为合规范，后又更名为王氏族立初级小学校，学校选址为双杉书院及太妣祠 [65]。 与上述宗族相同，陕西临榆田氏宗族亦捐资建立四所私立初级小学校以接收族内贫寒子弟，其中一所选址为田氏姑妇节孝祠。田氏宗族亦声称办校宗旨在于施行国民根本教育及培养学生国民意识，这套话语可谓老生常谈，昭示出官方意识形态的力量 [66]。
各宗族撤改旧式私塾及义学，向政府备案后新建国民学校已成定式，这类学校分散于各城镇乡野中，数量蔚然可观。民国基层社会呈现“国进民退”的趋势，政府大力清算民间公产，宣扬国民意识及基础教育。类似于“庙产兴学”，响应国家政策号召，祠堂、公屋被改建为学校，祠产公田被征用为办学经费，这是宗族对扩张的国家权力的妥协，也是其保留部分自治权力的选择。
5. 余论
科举制废除后，传统社会结构发生改变，为了长远的发展，宗族不得不做出调适。就笔者看来，松溉罗氏宗族的转变是成功的，这一成功不仅体现在其契合时代主流的教育理念中，还体现在其宗族势力的维系上。即使到了民国十九年(1930)，罗氏宗族仍相当富有生命力，族务会议依旧代表着权威，族内事务的执行也有条不紊。取代科举中式士子，罗氏族谱中开始出现国立北洋大学、国立四川大学等校的毕业生。并且罗氏宗族从未退出基层政治的舞台，其族人分布于各军政机关及教育单位，与地方势力来往密切，即使是在祠堂所在地松溉，也有族人担任市政办事处主任( [54], p.189-196)。
中国疆域辽阔，不同地域的宗族，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也可能面临截然不同的际遇。有的宗族发挥着控产组织的作用，而有的宗族并无雄伟的祠堂，也没有积累族产。杜赞奇研究华北乡村时曾提到，国家政权扩张对宗族权力结构造成很大影响，宗族难以发挥传统的政治作用，以宗族划分为基础的乡村政治体制开始崩溃 [67]。 而科大卫却如此描述华南宗族：“他们联合创造出来的图景，有古老的，也有现代的，面对这变化过程，一种看法可以是，宗族形式改变，实质未变，控制土地的宗族，依旧运作如常，依旧力量强大，但这些宗族开始说起另一套语言来了”。科大卫还点出中国宗族正遇到挑战：“即使没有(社会革命，家庭革命)这些极端激进的理论，宗族社会已经遭受致命一击，这致命一击，来自‘国民’这个概念及随之而来的20世纪民族主义”( [52], p.404)。相较于杜赞奇笔下的华北宗族，松溉罗氏的情况更接近科大卫的论述，罗氏宗族仍然具有代表族众对“上”发声的权力。但与华南宗族不同，松溉罗氏宗族地处内陆西南城镇，思想传播速度远不及沿海，起码在民国十九年(1930)前，族众对于宗族的反叛很有限。且不论宗族这一传统社会组织能否容于民族国家，至少在松溉这一隅，罗氏宗族仍在为族中子弟提供适宜的教育资源及生存机会。
显然，松溉罗氏宗族所奉行的教育理念及模式并非个例，民国之前，传统族学的兴盛毋庸置疑，民国时期，在国家清算公产及推行国民教育的背景下，宗族开办国民学校或职业学校的情况也屡见不鲜。该宗族特别之处在于族谱完整记录了转变的过程，从科举世家到现代国民教育的拥趸，松溉罗氏宗族的变化轨迹具有学术参考价值。
傅衣凌曾评价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富有弹性的多元结构，在这里，各类社会形态可以并存 [68]。 而作为民间社会的基本组织，宗族又“蕴涵了其他各种社会组织的发展机制”( [14], p.208)。讨论清季民初宗族理念及行为的转变，有助于分析民间社会或其他基层组织自我调适的机制。在纷繁复杂的历史中，松溉罗氏宗族只是一块小小的碎片，要“以碎立通”关照民国宗族的嬗变，仍需更广泛地搜罗材料及进一步的探讨。
NOTES
1笔者到罗氏宗祠世德堂拜访了罗氏续谱办的负责人，收集到罗奇英、罗奇参于雍正十年(1733年)完编的一修谱，罗好义等于嘉庆二年(1797年)完编的二修谱，罗好义、罗豫备等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完编的三修谱及罗章辅、罗泰益等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编修的五修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