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據初期是台灣電影文化建制過程的起點，如今在當時影片資料大部分散佚、損壞，以及當時影像從業人員多半已走入歷史的情況下，藉由電影史先行研究、文人日記與隨筆，以及作家文學作品來瞭解日據時期的台灣電影文化不失為一種可行的方法。通常留下電影相關活動文字記錄的台灣文人多半是日據時期知名的文化人或具有大量作品的文藝青年，藉由本篇論文的研究，也可提供和補充認識這些留下電影體驗記錄的台灣文人文藝生活的其他面向。 影像媒體的出現是一種文化宣傳與再製的方式，也意謂一種新興生活形態到來，操作影像媒體的人，具有掌握某種意識形態的複製權力，也享有文化再製的資源。日據時期最初高松豐次郎以「影像巡映」方式開啟了電影文化在台灣逐漸開枝散葉的大門，往後的「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與高松豐次郎搭配無間，透過政治、教育與文化娛樂事業這三大殖民資源，進行影像教化與宣傳工作，並利用影像巡映義演方式協助總督府理蕃工作籌措募款。之後，留日返台的台灣民族文化運動者蔡培火從中認知影像的威力後，成立「美臺團」希以突破「臺灣文化協會」啟蒙活動遇到的窘境。 日據時期台灣最初的電影文化成為殖民當局教化、啟蒙工作的推手，同一時期傳統文人張麗俊的日記內容和陳瑚的詩作確實也反映出早期台灣電影建制的這段過程。1920年代，從台灣文化人葉榮鐘、林獻堂的電影體驗來看，他們又因個人身分背景等因素而呈現受限的視野。1930年代以後，台灣文藝青年的小說中出現電影相關內容，尤以身處在東京的台灣文藝青年們的作品更能見到如此現象；他們作品裡的電影相關內容又具體地和日常生活裡的居住地域、文藝活動和文學創作產生連結，共同譜出過去不為人知台灣文藝青年們的東京電影物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