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最早於1970年代開始引進日本的卡拉OK機器，這些機器首先進入各地的日式餐廳，並在電視節目與廠商的宣傳下，卡拉OK機器進駐各種公共空間中：天橋下、公園裡、登山步道的休憩區、社區鄰里活動中心，唱歌活動成為台灣的在地人文風景。1990年代，相對於高消費的連鎖型的KTV企業，低消費的地方性KTV店家逐漸興起。這些新興的地方性小型KTV多半是由退休的受薪階級所投資，或是當作副業來經營，因此在營業地點上往往選擇便宜的住宅區，或是在營業項目上掛名稅賦較低的餐飲業。隨著地方性KTV愈來愈普及，它們也逐漸成為各地居民的聚會場所。然而，2005年以降，地方性的KTV店家面臨國家與財團的壓迫，正在快速消失或被迫轉型。一方面，國家開始以侵犯著作權法律的名義掃蕩地方性KTV，另一方面，掌有歌曲著作權的大型財團逼迫地方性KTV繳納高額的版權費用。在前述壓迫下，地方性KTV不是因高額的負債而倒閉，尌是必頇轉而經營其他非法項目，如媒介色情。一旦被迫經營非法項目，地方性KTV業者尌必頇更為服從於執法單位的予取予求。本文試圖指出，國家與財團所依據的法律、權利與規範的論述，在實作上具有馴化地方性KTV的效果，使其既成為生產關係中穩定的可剝削對象，亦是犯罪治理中界定與掌控問題人物的機制。 在當代著作權議題中，有兩種主流的法律觀點：「保衛權利人的財產」與「回歸自由市場機制」。當前這兩種觀點往往是被看作互不衝突。但是從歷史脈絡來看，這兩種論述互有矛盾，因為它們所羅列的資源分配方式並不相同。由於這些觀點之間的差異逐漸被人們遺忘，以致於「保衛作者」的說法與「中介者獨大」現象之間的矛盾不易被反省。本文將釐清兩個具體的歷史過程：第一是保衛財產的論述的派生過程。在1980年代特殊的政治與社會脈絡中，主張權利意志的著作權法學知識如何從西方被引進、被建構，進而產生對著作權案件明確的規範性想像，即對侵犯財產的地下生產者進行「懲戒」，以安撫日漸鼓動的作者。第二個歷史過程是「回歸市場」的論述如何取代權利論述。對著作權案件的觀察方式在1990年代逐漸轉向一種將規範性隱藏於「經濟秩序」之下的傾向，亦即整體的法律問題不再是如何「懲戒」違法者，而是如何「管理」中介管道。本文希望透過對於著作權法知識的歷史派生過程的回顧，反省當下著作權法知識的內在矛盾與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