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因其盛产棉花，被誉为“白金之国”。乌兹别克斯坦近年来与我国交流交往甚密。2005年我国在塔什干建立了乌兹别克斯坦第一所孔子学院——塔什干孔子学院。这所孔子学院不仅是我国在全球成立较早的孔子学院之一，也是建立在中亚的第一所孔子学院。乌兹别克斯坦的语言政策在沙俄时期、苏联时期、苏联解体后经历了一系列变迁。因语言政策与语言生态息息相关，所以在研究乌兹别克斯坦语言政策的同时，其语言生态也值得关注。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语言政策及语言生态进行研究，对我国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态也能产生启示。
2. 乌兹别克斯坦语言政策的历史演变
乌兹别克斯坦历史上受突厥、阿拉伯文化影响较大。从公元10世纪起，乌兹别克斯坦的居民基本皈依伊斯兰教。14世纪以来，乌兹别克斯坦的居民长期使用的是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察合台文。16世纪中叶，沙皇俄国开始征服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就处在其中。“1891年，整个中亚正式并入俄罗斯帝国的版图” [1] 。沙皇俄国开始在中亚推行俄语。沙皇俄国在中亚的语言政策并没有推行成功，一是因为中亚的文化水平发展较低，居民识字率很低，二是因为沙皇俄国对中亚没有多重视且沙皇俄国自身社会文化发展水平较低。
苏联早期在中亚的语言政策是积极鼓励中亚民族语言与文化的自我发展。列宁在1895年提出“所有民族一律平等”的思想。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推出“当地民族化”的语言政策方针，决定扶持和发展中亚的语言和文化。1917年11月15日，新成立的苏维埃俄罗斯政府通过了《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宣布要保证俄罗斯各族人民的平等和独立自由。1921年俄共(布)十大通过的废除俄罗斯化政策的决议、1922年通过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条约》、《关于民族和“自治化”的问题》、1923年俄共(布)《贯彻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的实际措施》和1936年苏联宪法都先后规定了各民族语言平等的原则。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苏联政府开始推行强制中亚居民学习俄语的行政命令。通过一系列法令，到20世纪70年代末，俄语已经渗透到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各个领域，成为中亚多数人的办公和生活用语。值得一提的是，在苏联时期中亚的文字体系也经历了变迁。“1926年，第一次全苏突厥学代表大会决定以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1928~1930年，中亚五大民族的语言先后由原来基本以阿拉伯字母为主的文字改成以拉丁字母为主的文字。1939~1940年，拉丁字母又改成以基里尔(俄语)字母为基础的文字” [1] 。总之，苏联早期的语言政策主要是维护和发展中亚的民族语言和文化，而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苏联开始在中亚推行“俄罗斯化”的语言政策。苏联时期在中亚的语言政策可以说是有利有弊：利在于苏联早期的语言政策通过扫盲运动和改造中亚文字两方面着手，提高了中亚居民的识字率，促进了中亚文字的自我发展，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在中亚强制推行的“俄罗斯化”政策不仅加强了族际交流，也使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社会文化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
1895年，戈尔巴乔夫执政并提出“新思维”和“民主化”。在这一时期，中亚的民族语言开始复兴。“1989年10月21日，当时还是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乌兹别克斯坦通过了自己的语言法《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国语法》。根据该法，乌兹别克语被确定为国语，俄语成了族际交际语。1991年9月1日乌兹别克斯坦正式宣布独立” [2] 。在1992年的宪法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明确规定乌兹别克语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国语。在1995年颁布的新语言法以及2004年该法修正案中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再次从法律上明确了乌兹别克语的国语地位。但是这些法令并没有对俄语的地位做出规定，俄语仅仅沦落为一门外语。另外，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进行了文字改革，乌兹别克语经历了拉丁化的过程。“1993年9月2日乌第12届最高苏维埃第13次会议通过了卡里莫夫总统《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实行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乌兹别克字母表的法令》。与《法令》同时通过的还有“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关于实行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乌兹别克字母表的法令》实施办法的决议”。《决议》提出：从2000年9月1日起，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1940年5月8日颁布的《关于由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乌兹别克文转到以俄文字母为基础的新乌兹别克字母表》的法令宣布无效” [3] 。目前，乌兹别克斯坦的文字拉丁化改革已基本完成。苏联解体后，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为了突出新独立国家的主权地位及摆脱苏联的影响，采取了“去俄罗斯化”的政策，在法律上把乌兹别克语规定为国语，通过一系列法令使俄语仅仅沦落为一门外语。苏联解体后，乌兹别克斯坦的语言政策过分服务于政治，忽略了乌兹别克斯坦国内居民对掌握俄语的实际需求。可以说，乌兹别克斯坦的语言政策沦为了政治游戏的工具。
3. 乌兹别克斯坦语言生态的特点
语言政策与语言生态是统一的整体，两者息息相关。语言政策对语言生态有制约作用。通过对沙俄时期、苏联时期及苏联解体后乌兹别克斯坦语言政策的变迁的分析，可以看出乌兹别克斯坦的语言生态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语言管理欠佳，二是语言发展不均。无论是沙俄时期、苏联时期，还是苏联解体后，政府都没有重视语言的实际使用需求，而是把乌兹别克斯坦国内的语言政策当作是政治工具，用于政府本身的政治用途。在沙俄时期乌兹别克斯坦社会文化发展水平低下，沙皇政府在乌兹别克斯坦施行的语言政策没有获得成功，对俄语的推行优于乌兹别克斯坦当地的民族语言，但是沙皇政府既没有在乌兹别克斯坦成功普及俄语，又没有发展好其它民族语言。在苏联时期，早期是扶持并发展民族语言，后期是强制推行俄语，政府都是单一管理并发展某种语言，对于其它语言管理并不到位，乌兹别克斯坦国内的语言发展不平衡。在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乌政府为了突出独立主权国家的地位，把乌兹别克语定为国语，俄语成为了一门外语，对于其它民族语言政府也没有很好地管理。
4. 乌兹别克斯坦语言政策及语言生态的影响因素
影响乌兹别克斯坦语言政策与语言生态的因素有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至于内部因素，一是民族和人口因素。“乌兹别克斯坦是一个由129个民族构成的多民族国家，其中主体民族乌兹别克族占80%，非主体民族中俄罗斯族占5.5%、塔吉克族占5%、哈萨克族占3%、卡拉卡尔帕克族占2.5%、鞑靼族占1.5%、其他民族合计占2.5%” [4] 。在沙俄时期沙皇政府为了征服乌兹别克族，强制推行俄语。在苏联早期为了巩固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府积极发展乌兹别克斯坦的民族语言。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苏联政府为了中央集权的需要，强制命令学习俄语，提高乌国内俄罗斯族的地位。在苏联解体后，乌政府认为采用主体民族的语言是新独立国家主权的象征，从而提高主体民族的地位，在法律上把乌兹别克语定为国语，不断的排挤和压制俄语。第二个内部因素是政治因素。无论是沙俄时期、苏联时期，还是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语言政策的变迁都是为政治服务的。政府把语言当作是政治手段与工具。第三个内部因素是经济因素。沙俄时期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水平低，沙皇政府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发展水平。在苏联时期，乌兹别克斯坦需要来自苏联的经济援助和技术支持。在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稳步提升，为语言政策的改革与实施提供了扎实的物质经济基础。影响乌兹别克斯坦语言政策和语言生态的外部因素主要是近邻国家和远邻国家。乌兹别克斯坦的近邻国家首先是指中亚其余四国，其次是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的语言政策与语言生态受到这些国家的影响。乌兹别克斯坦的语言政策与语言生态还受伊斯兰国家(伊朗、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富汗、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埃及)、美国、中国的影响。
5. 对构建我国和谐语言生态的启示
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语言政策与语言生态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乌兹别克斯坦是多民族国家，我国同样也是多民族国家。在这种相似背景下，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语言生态进行研究，能够对构建我国和谐语言生态产生启示。以下举措有利于构建我国和谐的语言生态：一是多种外语并存。构建我国和谐的语言生态，既要肯定英语作为通用语的地位，又要强调学习多种外语。学习多种外语不仅有利于个人的发展，更有利于社会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二是母语教育为本。制定语言政策时，不仅要强调外语的作用，更要牢固树立母语教育的基石地位。只有加强母语教育，才能更好地提高人民的知识文化水平，才能提高社会的整体文化水平。三是普通话须加强。巩固普通话地位，加强普通话使用，有助于促进汉语的国际传播和交流平台的发展，促进华人共同语的建立。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普通话是汉文化的体现。加强普通话的使用，影响深远。四是方言分层保护。汉语方言历史悠久，丰富多彩。多种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存在，体现了我国语言和文化多姿多彩的语言资源和生活，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和文明，保护方言的规划可以体现语言生态观。我国政府需对方言进行分层保护，这样有利于构建我国和谐的语言生态，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
总之，乌兹别克斯坦的语言政策在沙俄时期、苏联时期、苏联解体后历经了一个变迁的过程。乌兹别克斯坦语言政策的变迁间接也影响了其国内的语言生态。对乌兹别克斯坦语言政策与语言生态的研究对构建我国和谐的语言生态有重要的现实意义。